明末天启年间，在西南地区又爆发了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的叛乱。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奢安之乱”。奢崇明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于重庆起事，进围成都达一百多天。安邦彦于天启二年二月起兵反叛，进围贵阳达二百多天。后来成都和贵阳虽都解围，但战争却延续到崇祯三年（1630年），前后历时九年。这次叛乱极大地消耗了明朝本来已经日趋衰弱的国力，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四川永宁宣抚司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在川黔两省交界地区，这里主要为我国彝、苗等少数族人民所居住。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派遣汤和、傅友德平蜀，永宁内附，便延续元朝制度，于其地置永宁安抚司，后升为宣抚使司。

永宁宣抚使是彝族奢姓世袭的。他们定期向明朝政府贡马及输送税粮。洪武十八年（1385年）永宁宣抚使“禄照遣弟阿居来朝，言比年赋马皆已输，惟粮不能如数”(1)。明朝政府就蠲除了永宁这一年的税粮。

万历时，永宁宣抚司奢效忠的妻妾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袭土司职位的斗争，对西南地区有较大的影响。万历初，永宁宣抚使奢效忠死，其妻世统无子，其妾世续有幼子崇周。按照彝族的习惯，妻、子皆可承袭。世统“以嫡欲夺印相仇杀”(2)。明贵州总兵郭成、参将马呈文“利其所有，遽发兵千余”，深入世统居地落红，把“奢氏九世所积，搜掠一空”(3)。郭成等“邀利起衅”，被巡按所弹劾罢官。明廷议定，世统、世续分地管辖。“其宣抚司印俟崇周成立，赴袭理事”。(4)

世统反对这一决定，派人带“白金三千两，黄金二百两，锦绣一百纯，往水西安国亨乞兵”。世续也派人携带金银锦绣并“送奉幼子崇周，往播州杨应龙乞兵”。安国亨和杨应龙各派兵支持一方，加剧了矛盾。水西安国亨所部提二十二营兵进入永宁地区，“因执世续，夺其印而去”。播州杨应龙所派的军队，则帮世续所部“纵火烧缉麻李博崖、孔水南二坝亭，直击破姚家埠七十余寨，杀罗汉耀五百五十六人，卤男妇李仁等五百三十九人，畜产什物亡算”。(5)

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朝政府正式命令奢崇周就宣抚使职。世统不服，双方不断斗争。万历二十三年世统派人毒死崇周。明朝政府命由世统抚养长大的奢效忠的侄儿奢崇明袭宣抚使职。但世续一派的头目阎宗传等，“自以昔从世续逐世统，杀沙卜（效忠弟），惧崇明立，必复前恨，遂附水西，立阿利以自固”(6)。阿利是贵州宣慰使安疆臣的内弟。世续把宣抚司的印交给了阿利。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明朝派都指挥使张神武带兵去永宁逮捕了世续，向其索印，“尽掠其积聚子女，擒世续以归”。(7)

阎宗传等因世续被捕，不断“焚掠永宁、赤水二卫，普（市）、摩（尼）二所甚惨”(8)。而贵州宣慰使安疆臣等也不断派兵进入永宁地区，“四出焚劫屯堡”，使得“叙泸以南，毕节以东，据（掳）掠生口，日不绝警”。(9)

这次在永宁宣抚司奢效忠的妻妾之间发生的一场争夺土司职位的斗争，实际上演变成永宁土司两方分别勾结贵州、播州土司反对明朝政府的斗争，时间延续了二三十年之久，明朝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廷一意休兵”，命释放世续，“赦阎宗传等罪”(10)，才不了了之。

奢崇明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承袭了永宁宣抚使的职位后，和其子奢寅“久蓄异志”，图谋反叛。这时，后金已占领辽阳、沈阳。明朝政府为了加强辽东的军事力量，向四方征兵，奢崇明乘机上疏：“请提兵三万赴援，遣其将樊龙、樊虎以兵至重庆。”(11)樊龙等要求每一士兵发给安家费二十两，明廷“减定十七两，计兵三万，需饷五十四万”(12)。当时明朝政府财政极度困难，这五十四万两饷金，自然无法筹措，结果仅付四万两。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十七日，樊龙等以安家费不足为藉口，发动叛乱，“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遂据重庆”(13)。重庆被樊龙占领后，奢崇明建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统所部及徼外杂蛮数万”，和樊龙“分道趋成都”(14)，先后攻陷了遵义、泸州、新都、内江等几十个州县卫所。

天启元年十月，奢崇明所部进逼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周著等看到奢崇明“锋甚锐”，于夜间“赴四门各敛兵入城”固守。奢崇明“进薄城下，悬旌僭号，四面夹攻”。当时城内守军只有二千多人，在朱燮元等人的周密部署下，击退奢崇明几次攻城。明廷急调各处援兵，其中以石砫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最卖力。秦良玉得知奢崇明叛乱，就遣其弟民屏、侄翼明率兵四千直趋重庆，营于南屏关，“自统精兵六千，沿江上趋成都”。这时，“诸道援兵相继至”，收复了安岳、乐至等县。“然贼亦日益增，无退意”。到十二月底“贼围城八十余日”(15)，双方仍相持不下。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奢崇明的部将罗乾象与明军沟通为内应，正月二十八日夜在营内纵火，朱燮元即率明军夹攻。“崇明父子遁走泸州，乾象遂以众来归。”(16)成都围解，被围共一百零二天。

明代贵州宣慰司水西管辖地区，东自威清（今清镇）、西至乌撒（威宁）、南抵安顺、北达赤水（毕节），因其大部地区是在鸭池河以西，所以称为水西。据史籍记载，早在三国时，其地就在蜀汉政权所封罗殿国王的统治下。唐朝时仍称“罗殿王”，属黔州都督府管辖。宋朝时称“罗氏鬼主”(17)。元初设亦溪不薛宣抚司，后改属顺元路宣抚司。明朝洪武初，顺元路宣抚使霭翠与宋蒙古歹皆来归顺。明朝政府改为贵州宣抚司，“俱令领原职世袭”，宋蒙古歹赐名钦，霭翠赐姓安，“安氏领水西，宋氏领水东”（水东的范围约当今贵州开阳县，在水西之东）。洪武六年（1373年）升为贵州宣慰司，并规定“霭翠位各宣慰之上”。(18)

洪武十四年（1381年）水东宋钦死，妻刘淑贞代职，“时霭翠亦死，妻奢香代袭”(19)。这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大军平定了云南元宗室梁王势力。乌蒙（今云南昭通）、乌撒的农奴主贵族煽动叛乱。乌蒙、乌撒紧邻水西，且世为婚姻，水西安氏所统辖的四十八目，“有欲挟之为乱者”。“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奢）香，激为兵端。”(20)果然激起了水西各个土目的愤怒，欲反。水东刘淑贞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去劝阻，并“走诉京师”，向朱元璋反映了水西的情况。

洪武十七年（1384年）奢香亲去京师，向朱元璋报告马晔有意激变的情况。朱元璋听后说：“汝等诚苦马都督，吾将为汝除之，然何以报我？”“香叩头曰：‘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戢罗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职，何云报也。’香曰，贵州东北间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通往来。’太祖许之。”(21)奢香回去后，“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22)

朱元璋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皇帝，他不希罕奢香“当令子孙世戢罗夷不敢生事”的空头保证。他要奢香开通连接四川、贵州和云南的驿道，这对他管辖和经营西南地区确实能起巨大的作用。奢香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阻止了农奴主贵族的叛乱活动，并组织人力开通川、黔、滇三省之间的通道，便利了各族人民的交往，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朝政府为了表彰奢香，封其为顺德夫人。

水西在奢香统治时期，每年向明廷贡马与其他地方土产。洪武二十年（1387年）奢香之子安的袭职。其后水西安氏世代均受明朝册封。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安疆臣承袭为宣慰使，因出兵协助明朝政府平定了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得“增官进秩”。万历三十六年疆臣死，弟尧臣袭职。安尧臣非常跋扈，万历四十一年竟“领兵数万长驱入滇，直薄霑益州，所过焚掠，备极惨毒”(23)。明王朝这时国力衰弱，对他毫无办法。

万历末年，安尧臣死，其子安位袭职。安位年幼，由安尧臣妻奢社辉代管。但实权掌握在安位的叔父安邦彦之手。安邦彦野心勃勃，一心想割据称王。奢崇明在重庆起事后，安邦彦就积极筹划叛乱。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传说奢崇明已攻陷成都，“（安）邦彦遂挟安位反，自称罗甸王”(24)。四十八土目蜂起和之。安邦彦首先攻陷毕节，接着分兵攻陷安顺。洪边土司宋万化纠合苗仲九股攻陷龙里。安邦彦自统十余万之众，渡陆广河直趋贵阳，二月七日包围了贵阳城。据当时防守贵阳城的提学道刘锡玄记载说：“（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七日，罗鬼、苗仲合十余万，渡广河，逼龙场……伪称罗甸国王，传檄招摇入城。而二月初七日，果从城楼见尘飞蚁集，数万兵，数万仲苗，铁骑金戈，环五门外山头，于辰时扎营，午时战北门，转战东门矣。”(25)

贵阳守城兵“不及三千”，“募兵四千”，围城后，又增加了总兵官张彦芳所率的援军，共约二万余人。安邦彦在瓮城河一带击败了明朝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的援军。围城军队“日夜攻城，长梯蚁附，城几陷者数矣”(26)。守城明军在巡抚李橒的指挥下，屡次击退安邦彦的攻击。这时贵阳城内的粮食非常紧张，仓库所储米只二万石，而自战斗开始后，城外的居民纷纷逃入城内，贵阳人口猛增，“米升直二十金，食糠核草木败革皆尽”。(27)

天启二年（1622年）十二月七日，新任巡抚王三善所率二万明军进抵贵阳城下。安邦彦怀疑王三善“有众数十万，乃潜遁”(28)，向北渡陆广河撤退。贵阳从二月被围，至此已达十月，原来“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29)

朱燮元自击退奢崇明围攻成都以后，以守城功擢升为总督，兼巡抚四川。朱燮元乘势恢复了资阳、内江、简州（今简阳）等四十余处。天启二年（1622年），朱燮元率军进逼重庆。奢崇明部属樊龙盘踞重庆已经九个月了。其地三面临江，一面通陆，易守难攻。副使徐如珂与石砫宣抚使秦良玉率兵绕出佛图关后，攻克重庆，杀樊龙等。

天启三年（1623年），朱燮元召集诸将商议，欲直取奢崇明巢穴永宁（今四川叙永）。他说：“我久不得志于贼，我以分，贼以合也。”(30)便改变战略，佯攻他处，密令诸军于长宁集中而后出击，败奢寅于土地坎，攻克永宁。“抚定红潦四十八寨”，接着又攻克旧蔺州城（今四川古蔺）。奢崇明、奢寅父子“率余众走水西龙场客仲坝，倚其女弟奢社辉以守”。“（朱）燮元以蜀已无贼，遂不穷追”(31)。奢崇明得在贵州安顿下来，与安邦彦合兵在一起。

贵州方面，王三善“以二万人破贼十万，有轻敌心”。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王三善命总兵官刘超“渡陆广，趋大方，捣安位巢”；令“总兵官张彦芳渡鸭池，捣邦彦巢”(32)。两路明军共有汉土兵六万人，结果皆被击败，几乎全军覆没。王三善仍不接受教训，还要会师进讨。其他将领认为“泽溪以西，渡陆广河，皆鸟道，深林丛箐”，不可冒进。“（王）三善排群议，以闰十月，自将六万人渡乌江”。“师抵大方（今贵州大方县），入居安位第”。王三善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屯大方久，食尽”(33)。不得已，天启四年正月，明军尽焚大方庐舍后退兵。安邦彦派兵紧跟明军进行袭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皆战死；王三善也在诈降将领陈其愚的诱骗下，遭到安邦彦的伏击，被俘杀害，接着，奢、安联兵又败明总督蔡复一及总理鲁钦的明军。继任的总督张鹤鸣，则龟缩在城内不敢出兵，“视师年余，未尝一战，贼得养其锐”(34)。奢、安势力又扩张起来，安邦彦自称“四裔大长老，号崇明大梁王”。(35)

明朝政府感到王三善等的败死，奢、安势力重又猖獗，这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军事不协调所造成的。为了统一指挥，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任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兼巡抚贵州。朱燮元作了统一部署，“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而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36)。崇祯二年八月，安邦彦和奢崇明合兵十余万，进犯赤水迎敌北路四川兵。朱燮元命令赤水守将许成名佯败诱敌深入。估计敌人已抵永宁，急令明军从三岔、陆广、遵义分头进军，“合倾其巢”。安邦彦“分兵四应，力不支”，奢、安联兵被彻底击溃，安邦彦和奢崇明皆在战场上被杀。

朱燮元以奢、安叛军已基本剿灭，不想再用兵，便招抚安位，但安位在其部属的挟持下继续抗拒。朱燮元召集诸将说：“水西多山险，丛箐篁，蛮烟僰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以此多败。当与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渐次荡除，使贼乏粮，将自毙。”(37)明军经过一百多天的围困，使得水西粮食奇缺。崇祯三年（1630年）春，贵州宣慰使安位终于向明军投降，奢、安之乱最后被平定。

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奢崇明部在重庆叛变，到崇祯三年（1630年）春安位投降，“奢安之乱”前后经历了八年多时间。这是一次由彝、苗族农奴主发动的叛乱性的战争。它之所以能鼓动如此众多的人们参加，这和明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有关。明朝政府的所谓“流官”和明军官兵，不仅对当地少数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既极残酷”，甚至对彝、苗各族上层人物的“土司”也肆意“朘削”。《黔南十集》记载了这种状况：

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动算器，加楚折焉……贼未反时，流官之朘削土司，真可痛恨……流官之纵衙隶朘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之矣。(38)

明朝政府除了对彝、苗各族人民压迫剥削以外，又因当时东北战场吃紧，不断征调“土兵”去抵敌，这对少数族人民来说，自然是极大的灾难。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征调奢崇明属下的土兵，“头目以下，皆不欲行”(39)。奢崇明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反对明朝政府。

“奢安之乱”迟迟不能平定，延续达八年之久，又和明朝军队的腐朽作风有关。“时蜀中兵十六万，土汉各半。汉兵不任战，而土兵骄淫不肯尽力。成都围解，不即取重庆；重庆复，不即捣永宁。及永宁、蔺州并下，贼失巢穴，又纵使远窜。大抵土官利养寇，官军效之，贼得展转为计。”(40)

奢、安发动叛乱的目的，是要割据西南部地区称王称霸，以及劫掠奴隶和财物。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明军在对奢崇明部队的一次战斗中，“当阵夺回男女五千五百五十三名口”(41)。

奢、安等土司头目对当地彝苗少数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是极其残酷的。“水西有四十八土目，安氏而外，沙、杨、潘、陆，皆倮罗裔也。其次为黑种。又其次仲家、仡佬、花苗、白苗、蔡家子、龙家子、六额子。皆役于土目，佃其田者皆曰佃户”(42)。上面所称的四十八土目及黑种属于农奴主阶级，其余大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农奴阶级，他们是“皆役于土目，佃其田者”的佃户。他们向农奴主领种土地，忍受沉重的剥削，除了交纳地租外，还有所谓“年例年租”，“岁上牛羊猪鸡”。遇到农奴主家有婚丧时，“又是纳银钱食物，俗谓之红白扯手”。农奴“不堪其累”。(43)

大小土司头目又是当地各级政权的统治者。他们掌握有军队及监狱，不受明朝政府法律的约束，他们可以随意强占土地，也可以随意杀人。天启时，奢崇明的儿子奢寅“素性凶淫，附近夷人妻女有姿色者强奸之，富于财者勒索其镪，不遂辄死”(44)。这些少数族聚居的地区，还盛行抢掠和买卖奴隶。当地的土司头目，往往掳掠汉人和其他族人民作为奴隶来使用。史载“（贵州）通省恶苗时肆抢掠，凡与苗邻者，子孙妻女辄虏归巢”，致使“老幼失其骨肉，哀号震于村墟”(45)。这里所说的“恶苗”，实即土司头目。土司头目在出嫁女儿时，还往往用“仆马数十”陪嫁(46)。这种与牲畜同等地位的“仆”，其实就是奴隶。

在叛乱战争中被强迫征集的少数族人民也不肯替奢安卖命。如安邦彦在围攻贵阳时，最后城内只剩下千余士兵，力量悬殊，但却一直没能攻下。安邦彦每次攻城，以“苗仲龙蔡先之”(47)。这些被驱逼来的少数族人民“心离逃散”，“至夏秋后，无不愁以思归”。后来甚至发展到与守军约定，等援军到后，“从内倒戈，必无诳言”。(48)

这次战争，奢、安是为了农奴主集团的利益，想割据称王，其目的当然是反动的。而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这一次战争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争夺。战争的结果，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得“城郭所伍，军屯村舍，寥落无行人”(49)。贵阳地区“二百里间，万里烟火，鞠为一片沙场”(50)。“二十年间，生聚招徕”也无法“恢复百分中之一”。(51)

明朝政府平定奢安之乱以后，把永宁地区“改土归流”，把原来属永宁宣抚司的膏腴土地划归永宁卫，把其他的土地分为四十八屯，分给有功将士，隶于叙州府。明朝政府还于其地增设同知一人进行管理，又把叙州兵备道移到永宁卫。

水西地区虽仍以安位为贵州宣慰使，但“削水外六目地归之朝廷”；并在“鸭池、安庄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顷”，开办军屯；又在沿河要害处，筑城三十六所，以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52)。崇祯九年（1636年），“又通上下六卫并清（平）、平（越）、偏（桥）、镇（远）四卫道路，凡一千六百余里”(53)。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当地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明朝政府平定奢安之乱不久，就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了。

(1)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2)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3)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明神宗实录》卷135。

(4)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5)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土妇奢世统奢世续列传》。

(6)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7)　《明史》卷271《周敦吉传》。

(8)　《国榷》卷75。

(9)　《明神宗实录》卷440。

(10)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1)　《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

(12)　《明经世文编》卷486朱燮元《会剿催兵科道疏》。

(13)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14)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15)　《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

(16)　《明史》卷312《四川土司传》；《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17)　《新唐书》卷222《南蛮传》；《宋史》卷496《蛮夷传》。

(18)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19)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20)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21)　《贵州通志》卷8《前事志》。

(22)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23)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

(24)　《明史》卷249《李橒传》。

(25)　刘锡玄：《黔南十集》“围城日录”。

(26)　《明史》卷249《李橒传》。

(27)　《明史》卷249《李橒传》。

(28)　《明史》卷249《王三善传》。

(29)　《明史》卷249《李橒传》。

(30)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31)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32)　《明史》卷249《王三善传》。

(33)　《明史》卷249《王三善传》。

(34)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35)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36)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37)　《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

(38)　刘锡玄：《黔南十集》“围城杂录”、“围城日录”。

(39)　乾隆《毕节县志》卷8。

(40)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41)　《天启实录》卷53。

(42)　《大定县志》卷21《艺文志》。

(43)　《大定县志》卷21《艺文志》。

(44)　《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

(45)　《天启实录》七年八月。

(46)　光绪《毕节县志》卷7“风教”。

(47)　《黔南十集》“黔南军政”。

(48)　《黔南十集》“围城杂录”。

(49)　道光《大定府志》卷54《威宁风土记》。

(50)　《黔南十集》“归途杂记”。

(51)　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20。

(52)　《明史》卷249《朱燮元传》。

(53)　《明史纪事本末》卷69《平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