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宁远打败努尔哈赤的进攻以后，为了争取时间，在山海关外四百里的锦州、中左、大凌三城构筑防线，并派遣使者与后金进行和谈。努尔哈赤去世后，袁崇焕派人到后金去吊丧，“以觇虚实”。(1)

在后金方面，皇太极虽然决心要继承父志，入主中原，但并无马上实行的可能。当时后金在新占领辽沈地区以后，社会尚处于动荡之中，当地的汉族人民“每被侵扰，多致逃亡”(2)，甚至发动武装反抗；更因连年战争，荒芜了田地，形成“无粮之家甚多”的局面(3)。对外关系上，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南有明朝，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皇太极认识到，要入主中原，必须解决上述问题，因此他也希望与明朝议和来赢得时间，等待时机成熟再向关内进军。当袁崇焕所派使者来到后金时，皇太极就以礼相待，表示愿意和好。这样，双方不断有使者和书信往还，谈判议和条件，但始终达不成协议。皇太极要求明朝给予大批财物，并划分国界，山海关内归明，辽河以东归金，辽河以西地方则不许明朝修建城堡。袁崇焕则要后金退出辽东地区，并归还被俘人民。这些条款，距离太大，双方自然都不会接受。其实，所谓议和，都不过是缓兵之计。

开始，袁崇焕致书皇太极议和，事先没有向朝廷请示，只是借此刺探后金虚实。当明熹宗朱由校知道这一事件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一些官僚则乘机攻击袁崇焕：“朝鲜及文龙被兵”，都是“和议所致”。袁崇焕上疏解释说：言和是为了争取时间加紧战备，修复山海关外锦州、中左、大凌等城堡；当敌人明白这一意图时，“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4)。这样，朱由校才放下心来。

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年）春，皇太极出征朝鲜，返回沈阳后得到袁崇焕正在修筑关外诸城的消息。皇太极认为朝鲜的后顾之忧这时已解除，正好抓紧时机抢在辽西诸要塞修竣之前向明军进攻。于是，他亲自率领八旗大军，于五月六日从沈阳出发到广宁，分三路前进，迅速攻占了大小凌河、右屯卫等城堡，会师于锦州城下，四面合围。当时锦州城防工事已修缮完毕，由总兵赵率教，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率明军三万驻守。后金集中力量攻击城西一隅，眼看就要攻破，赵率教急调三面守城兵前来堵击，击退了后金兵。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城上明军用炮火轰击，矢石雨下，后金兵损失极重。皇太极几次派人劝降，赵率教挺立城上说：“城可攻，不可说也。”(5)后金兵连攻十四天，锦州岿然不动。

锦州久攻不下，皇太极便亲率大军去进攻宁远。这里有袁崇焕及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几员猛将驻守，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明军尤世禄和祖大寿在宁远城外二里严阵以待。皇太极准备发起冲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劝阻说：离城太近，攻击不利。皇太极气呼呼地说：“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就下令冲击，明兵也呐喊迎战。城上明兵用大炮轰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明总兵满桂受重伤，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被创。(6)

皇太极攻宁远不成，又转攻锦州，亲自督率攻城。但锦州城守坚固，后金兵死伤累累。此时正值暑天，后金兵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已撤围回沈阳。

这次宁、锦战役，后金“士卒死伤甚多”，皇太极无功而还。明朝称这次战役为“宁锦大捷”。

袁崇焕在宁远先后两次击败后金的进攻，挽回了明朝在关外的危局。后金把袁崇焕看成他们进军关内的最大障碍。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袁崇焕没有向他积极献媚，因而遭到忌恨。宁锦之捷，“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忠贤孙亦封伯”，却“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被排挤回乡(7)。不久，明熹宗朱由校死，朱由检即位，魏忠贤伏诛，袁崇焕再次起用。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明朝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崇祯皇帝朱由检于平台召见，询问对付后金的方略。崇焕回答说：“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朱由检说：如果收复全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朱由检退回休息时，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恢复全辽的具体打算，崇焕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许誉卿说：“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经这一问，袁崇焕自知失言，等朱由检回到平台时，袁崇焕忙上奏说：“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袁崇焕还考虑到原来孙承宗、熊廷弼为人排构的情况，又向朱由检上奏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袁崇焕估计了敌我力量，明朝在辽东主要是防守，以“守为正著”。又感到任重怨多，怕廷臣因忌功嫉能而对他诬陷；再是考虑敌人用间。因此，他要朱由检用人“信而勿疑”(8)。朱由检刚即帝位，很想改变明朝当时的颓败局面，把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因此，他对袁崇焕的请求都慨然应允，即令各部尚书照办。朱由检把关外军务完全交袁崇焕处理，并赐尚方剑，令他统筹全局。

袁崇焕受任蓟辽督师后，即欲诛杀毛文龙。这与明朝后期的党争有关。毛文龙原在辽东巡抚王化贞属下任游击，王化贞败后，毛文龙继续在沿海岛屿招收逃亡出来的汉人，扩充力量，不时袭扰后金的后方，使后金不得安宁。明廷屡次对他封赏，授为总兵，驻镇皮岛。毛文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辇金京师”贿赂魏忠贤，“拜魏忠贤为父”。明朝官僚自然把毛文龙看成是魏的党羽。毛文龙驻镇皮岛，自恃有功，“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朝议多疑而厌之”(9)。后金不断派人对他诱降，“时朝议忧皮岛文龙难驭”。袁崇焕被召入京，大学士钱龙锡和他商讨辽东形势时，就准备要杀毛文龙。他对钱龙锡说：“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

袁崇焕自到辽东任事以后，毛文龙很傲慢，不愿受文臣节制。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初，袁崇焕以阅兵为名，来到皮岛。五日，诱毛文龙到山上观将士射，预先埋伏甲士将之执缚，文龙倔强抗辩，袁崇焕历数他的十二大罪，使之“丧魂魄”，无言以对，遂以尚方剑斩之。把原属毛文龙的士卒二万八千人分四协，由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管领，俱受陈继盛节制。处理完毛文龙的事情后，袁崇焕便返回宁远，向朝廷上报诛杀毛文龙的经过，并说：“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稾待罪。”崇祯骤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惊讶；转念一想，觉得毛文龙既已杀，现在正需依赖崇焕，不仅不加责备，还予以赞扬，接着又宣告文龙罪，“以安崇焕心”(10)。但崇祯内心深处却对袁崇焕有了疑忌。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它在客观上为后金除去了后顾之忧。毛文龙虽然有错误，但他一直坚持抵抗后金的立场，有他的功绩。毛文龙被杀后，皮岛军心涣散，有的将领如孔有德、尚可喜等便投向后金。

袁崇焕原来任辽东巡抚时，曾与后金进行过和议谈判。这次他复镇蓟辽，在崇祯帝面前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他自“知兵力不敌，思以捭阖纵横之计”(11)达到目的，即想用和议使后金让出辽东地区。因此，袁崇焕便不顾崇祯帝和一些廷臣的反对，积极与后金进行谈判。

皇太极表面上和袁崇焕书信往还进行议和，暗中却积极备战。他感到宁、锦正面防线不易突破，便决定绕道蒙古，进攻明朝。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从蒙古绕道进关。当时明朝仅袁崇焕在宁、锦一带布有重兵，山海关以西则塞垣颓圮，军伍废弛。所以后金兵没有遇到什么阻挡，直抵遵化，巡抚王元雅自杀，三屯营副总兵连夜逃遁，“总兵朱国彦忿甚，揭逃将名氏于市，散家财给众”，同妻子上吊自杀(12)。著名将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兵入援，战死于遵化城下。后金攻下遵化后，直趋京师。这时，袁崇焕也急忙率兵入援，于十一月十日抵蓟州。但后金兵却越过蓟州西进，连下三河、香河诸城。袁崇焕急率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广渠门外，因士马疲敝，请求到城中休息，被朱由检拒绝。

这次后金兵突破的关隘，是蓟辽总理刘策所管的地域，袁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但当时京师的人们骤遭兵祸，怨恨“崇焕纵敌拥兵”，和他有仇隙的官僚“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13)。正在这时，皇太极又设下反间计。后金在京畿牧马厂抓获了两个明朝太监，监禁在军营中。皇太极叫他的部将在夜间对话中，窃窃私语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我们可以不动一刀一枪进入北京。两太监中的杨姓太监闭着眼睛装睡，把他们的对话记在心里。第二天，后金有意纵放了杨太监。他进入北京城后，就立即向朱由检报告了袁崇焕通敌的机密情报。朱由检本来就好猜疑，听了杨太监的报告，遂相信了京师对袁崇焕的种种传说。十二月一日，朱由检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于平台，责问袁崇焕：“以前杀毛文龙，今逗遛，何也！”(14)一时间，崇焕不知如何回答，遂被逮捕下狱。在一旁的祖大寿吓得浑身发抖，待出城后，他就率领军队逃回山海关，后逃向宁远。朱由检于狱中取崇焕手书，派人去召回祖大寿。

袁崇焕被逮捕后，魏忠贤余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等谋兴大狱，力攻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两事。最后，法司判以谋叛罪，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处以最惨酷的磔刑，并没收他的家产，兄弟妻子流三千里。袁崇焕被冤杀，但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通敌叛国，一直到清入关后修清太宗皇太极实录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袁崇焕被捕下狱后，朱由检以满桂为武经略尽统入卫诸军，并催促他出战。满桂骁勇敢战，但当时“敌劲援寡”，他认为“未可轻战”(15)。而朱由检却不顾实际情况，不断派人催促，满桂不得已“挥涕而出，以五千人同孙祖寿等战安定门外”，以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另两员将领黑云龙、麻登云被俘，投降后金。(16)

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城，皇太极却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17)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末，皇太极率军东归，沿途攻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派兵驻守，其余部队都返回沈阳。

崇祯皇帝朱由检杀了袁崇焕后，任用孙承宗为兵部尚书，督关内外军事。孙承宗上任后，很快收复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接着孙承宗派兵出关，重新部署防务，修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军来攻，合围大凌河，经四阅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大凌河失守，明朝廷臣指责孙承宗于大凌河“筑城非策”(18)。孙承宗感到朝廷多疑，自己年老，称病辞职回家。

后金虽然拔除了大凌河这个据点，但明朝在关外还控制着锦州、松山、杏山等地，由此到山海关，这一带的防线还是比较坚固的。因此，后金继续采用绕道蒙古进攻明朝的战略。

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又发动了一次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这年五月，皇太极部署八旗士兵，先后分两批出征，西行进入内蒙古。六月行近长城，皇太极把部队分为四路入口。七月，四路大军于应州会合，攻克代州后，复“分道出攻，东路至繁峙，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坌”(19)。这次后金攻明，目的不在于争夺城池，而是为了掳掠财富，从经济上、军事上消耗明朝的实力。对于设防比较坚固的城市，就不强攻，皇太极攻大同五日未下，就转攻西安堡。

明朝为了对付后金，前此已抽调宣、大军队去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线，因此，这时宣、大一带的防务非常空虚。虽然后金在沈阳出发不久，明廷已得到情报，不断下令宣、大等地“严备固守”，但只是空文，不起作用。皇太极写信羞辱明朝将领说：“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20)在山西崞县，有两千多个后金兵，俘押妇女小孩千余人，当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妇女小孩望着城上的亲人，“相向悲啼。城上不发一矢，任其飏去”(21)。崇祯皇帝朱由检听了只有“顿足太息”而已。

这次后金第二次入塞，“蹂宣、大逾五旬，杀掠无算”(22)。后金兵饱掠之后，于闰八月初撤兵东归。宣、大等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重大损失。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多尔衮统率出征察哈尔的大军凯旋盛京，并献上了林丹汗之子额哲保存的元朝“传国玉玺”。至此，皇太极经过九年奋斗，已使朝鲜“称弟纳贡”，漠南蒙古臣服，三大强敌，只剩下了一个气息奄奄的明朝，后金夺取全国的统治指日可待。传国玉玺的获得，更意味着“天命”所归。于是诸贝勒大臣就纷纷上表请上皇帝尊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相继称汗，这是袭用蒙古的称号，汉族最高统治者的传统称号是皇帝。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外藩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等齐集盛京，举行盛大典礼，共上尊号。文武群臣百余人分次排列皇太极面前，其中由和硕贝勒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由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由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上皇太极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国号大清。这表示着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有蒙、汉封建主参加的联合政权正式确立。

即皇帝位的盛大庆典刚结束，皇太极随即派遣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率八旗兵十万出征明朝。阿济格等所率清军于六月二十七日分三路入独石口，经延庆入居庸关，攻陷昌平，总兵巢丕昌降清。接着由西山趋良乡，转至清河、沙河，陷宝坻，克定兴、房山。八月清军连下文安、永清，分兵攻漷县、遂安、雄县，攻香河，转至涿州，克顺义，复至昌平，向东北至怀柔，克西和，复掠雄县而北。阿济格遵照皇太极的战略布置，“如欲进攻，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23)。清军于一个多月中，在京师周围，“遍蹂畿内，攻略城堡”(24)，共克十二城，获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25)。督师张凤翼和总督梁廷栋，只是尾随其后，不敢进击，摆个样子。

九月一日，清军携带掠取的人畜财物，出冷口，“俱艳妆乘骑，奏乐凯归”。他们还在木板上面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字掷在道路上，讽刺明朝将官(26)。这次清军袭击京畿，目的主要是掠取人畜财物，并试探明军在京师附近的实力。

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率清军第四次进攻明朝。这年九月，清军分左右翼两军，一军由墙子岭入，一军由青山关入。清军“自入塞分四道：一趋沧、霸，一趋山东济南，一趋临清，一趋彰德、卫辉”。(27)

当清军逼近北京城下时，明廷内部主和主战意见分歧。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力主和议。侍读学士黄道周和督师卢象昇坚决主战，认为和议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而遽谓款成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当朱由检向卢象昇询问方略时，象昇回答说：“陛下命臣督师，臣知有战而已。”(28)当时卢象昇虽名为督师，但事事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的牵制，属他指挥的只有宣府、大同、山西兵二万，后来又被兵部尚书陈新甲分去一半。经过几次战斗，最后卢象昇只领有疲卒五千。十二月十一日，卢象昇率师至巨鹿（河北邢台市偏东北）贾庄，部队没有粮饷，又无援兵，早晨象昇走出营帐，面对将士，北向拜曰：“吾与尔辈并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全营将士皆痛哭失声。象昇拔寨至蒿水桥，遇清兵，鏖战到第二天早晨，清军数万骑兵把象昇的明军围了三重。“象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身中四矢三刃”，壮烈牺牲，全军“炮尽矢穷”，“一军尽覆”。(29)

卢象昇所率明军被消灭后，太监高起潜所统重兵不战而溃。清军便深入河北南部，陷宝坻、蓟州、霸州，直至景州。杨嗣昌命山东巡抚移师德州防御，济南空虚。清军绕过德州，从临清渡河，奔袭济南。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济南这个中原的一大都会被清军攻占。布政使张秉文，副使邓谦济、周之训和知府苟好善都被杀。德王朱由枢被活捉，押到盛京。济南城被焚毁一空(30)。接着，清军转攻山东其他州县，直至兖州，距徐州只有百余里，远近震骇，居民纷纷南渡。二月，清军由山东转至天津，三月，经丰润到冷口，从青山口出塞，返回辽东。

这次清军进入关内达六月之久，蹂躏京畿、河北、山东，“转掠二千里，下州县七十余城”。(31)

锦州是明朝在关外的军事重镇，广宁中屯卫和广宁左屯卫都设在这里。自从后金占领辽沈地区以后，锦州的战略地位就更为重要。自袁崇焕坚守宁远、打败努尔哈赤的进攻以后，明朝就一直在宁、锦一线派有重兵驻守，明清（后金）双方在十多年间形成对峙的局面。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的据点被后金拔除后，锦州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成为明朝在关外的前哨阵地。锦州南面十多里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处是杏山城，杏山西南约二十里处是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处是明朝在关外的又一个军事重镇宁远。因此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是锦州的坚强后卫，又是宁远的有力屏蔽。清军欲从正面进关，就必须突破这宁锦防线，而锦州首当其冲。

皇太极即位后的十几年中，前后数次大规模深入关内，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再加农民起义军的打击，明王朝这座大厦已摇摇欲坠。皇太极在考虑怎样推倒这座大厦，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年）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联名提出“进取”大计的奏章：一、“直捣燕京，割据河北”，“此刺心之着也”；二、“直抵关门”，“此断喉之着也”；三、“先得宁、锦”，“此剪重枝伐美树之着也”(32)。皇太极采取了先攻宁锦这一着。

用什么方法进攻宁、锦？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几次硬攻，都没有成功。皇太极吸取了以往遭受挫败的教训，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率军往义州屯驻，于此“修城筑室”，并于义州东西四十里田地开垦屯种。接着又推进到锦州城外扫清明军据点，孤立锦州。清军采取三个月一期，轮班更戍。第二年三月，清军逼近锦州城外而明军炮火又射不到的地方扎营，围绕锦州城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深壕，沿壕设垛口，每两旗之间挖一道长壕，临城的一边设置哨兵监视明军动静。这样，锦州就完全处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之中。(33)

明朝锦州守将祖大寿，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在大凌河战斗中已投降后金，他诡称愿到锦州搬取妻小，并作内应，便获释回明。祖大寿回锦州后，仍效力于明朝。当时跟随祖大寿守锦州城的军队中有一部分蒙古人，驻守在外城。当他们看到围城的清军阵营严整，挖掘深壕，准备长期围困时，非常惊惧。蒙古将领诺木齐、吴巴什率领都司、守备等官员八十六人及男女家小共六千二百一十一人投降清军(34)。这一捷报传到盛京，皇太极命八门击鼓，诸贝勒群臣齐集笃政殿，皇太极当众宣布攻克锦州外城的喜讯。锦州外城虽破，但祖大寿坚守内城，战斗打得极为艰苦。

明廷深知锦州地位重要，不断派兵支援。七月，明朝征调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所部八镇大军十三万，由蓟辽总督洪承畴统率赴援锦州。

洪承畴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去援救锦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不顾敌我态势，主张速战速决。他派遣兵部郎中张若麒到前方催战；崇祯皇帝也下密诏，命洪承畴急速前进去解锦州之围。洪承畴被逼，把粮草留囤于杏山与塔山之间的笔架山，自己率六万人先行，诸军继进，到松山集结。洪承畴把骑兵环列于松山三面，步兵结营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洪承畴所率援兵军势颇盛，八月初在乳峰山的争夺战中，屡败清军，夺占了两红旗、镶蓝旗的阵地，清军“人马中伤者甚众”。清军急报盛京，求派援军。皇太极急得“忧愤呕血，遂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锦州”(35)。皇太极亲率三千精锐骑兵先行，昼夜奔驰六天，八月十九日抵达靠近松山的戚家堡。

松山城处于锦、杏之间，为“宁、锦咽喉”，“关系最要”。若松山失陷，则“全局动摇”(36)。因此，松山成为明清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皇太极到松山前线后，把主力屯扎在松山与杏山之间，专门打击洪承畴的援军。清军围绕松山深挖三道大壕包围明军，切断松杏的通道。同时，皇太极派阿济格率军奔袭塔山，夺取了明军在笔架山的粮草。

明军失去粮草，作战又遭挫折，随身携带的军粮将尽，军心动摇。洪承畴对诸将说：“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可死中求生。不佞决意孤注，明日望诸军悉力。”(37)王朴胆小怕死，不顾全局，于当天夜里率军先逃。唐通、马科、吴三桂、白广恩相继奔逃。清军从后追击，在沿途要道又预先设伏截杀，吴三桂、王朴等率残部狼狈逃到宁远。这次战役，清军歼灭明军五万三千七百余人，获马七千四百余匹，甲胄九千三百余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38)

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和巡抚丘民仰率残兵一万余人，退守松山孤城。皇太极仍然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洪承畴五次突围，皆被堵回。直到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的二月，松山城内粮尽，副将夏成德降清，于十八日夜引清兵入城。曹变蛟、王廷臣和丘民仰被俘，不屈被杀。洪承畴被擒。

松山陷落，锦州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39)，守将祖大寿举城降清。清军进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各家财物被劫掠，“收取一空”。四月九日，清军攻陷塔山，歼灭城内明军七千。二十一日杏山明军开门出降，清军收降人口六千八百余。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皆落入清军之手，只剩下了宁远一座孤城。

皇太极命令把祖大寿和洪承畴带到盛京。祖大寿降而复叛，这次被俘，清朝的不少大臣和将领主张把他处死。皇太极从爱惜人才和招抚汉官出发，仍然宽宥了他，这使祖大寿极为感动，从此祖氏家族大都替清朝效力。

洪承畴被解到盛京后，起初拒绝投降，皇太极派汉官范文程去劝降，他还是不断地谩骂。范文程耐心地劝说，并慢慢地和他谈论今古事。当房梁上的灰尘掉落到洪的衣服上时，他数次把灰尘轻轻拂去。范文程回来向皇太极报告：“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于是皇太极亲自到洪住的地方去看望他，脱下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目久之，叹曰：“真命世主也！”乃叩头请降。皇太极非常高兴，“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庆贺。诸将不悦，认为对洪承畴优待过分了。皇太极说：“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说：“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着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安得不乐。”(40)以后，洪承畴在帮助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中确实起了不小作用。

松锦决战，其激烈程度和对明朝的重大打击，与萨尔浒之役不相上下。明朝经这次打击后，元气大伤。正如皇太极所说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41)

这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正蓬勃发展着，腐朽的明王朝已摇摇欲坠。明朝高层统治者，面对农民起义军和清朝这两股势力，决定勾结满洲贵族，企图借他们的军事力量来镇压农民起义军，即所谓“款边以剿寇”(42)。早在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正月，崇祯帝已根据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推荐，偷偷地派郎中马绍愉出关和皇太极谈判，“上深秘之，外廷不知也”(43)。六月，马绍愉将议和条款上报兵部。不久，议和事泄露，朝廷上下大哗，崇祯帝为了遮掩自己，归罪于陈新甲，将之处死。

明清和议不成，皇太极便于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十一月，乘攻下松锦的锐势，第五次大规模攻明。派贝勒阿巴泰和内大臣图尔格率军由墙子岭入口，破迁安、三河，分道一趋通州，一自柳树涧趋天津。分路南下，连克霸州、文安、河间、衡水，转入山东，陷武城、临清，直抵兖州，鲁王朱寿镛被俘自杀。直到第二年四月，清军从山东回师，五月初由墙子岭出口东归。

此次清军入口，往返达八个月之久，共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牲畜三十二万一千余头，获黄金一万二千余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余两。(44)

皇太极在位的十六年中，清（后金）前后五次大规模入关攻明，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给当地广大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年）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奉命到近畿地区察看。他回京后向明思宗朱由检报告了所经畿南地区的残破景象：出京后，经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而平乡“受患极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经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口烧杀以后，“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清军每次入口，“堕我名城，残我赤子，饱掠我玉帛金珠，不可胜数”(45)。满洲贵族为了夺取全国的统治权，给中原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多么深重。

皇太极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亲率八旗兵入口攻明时，曾要阿敏留守永平等四城，但很快就被明军收复。从此，清（后金）军入口，就不再占领城池。其原因，正如以后乾隆皇帝追述时所说的那样：“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则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46)因此，打通山海关，是满洲贵族入关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必要一步。松锦决战，为清军入关开拓了道路。

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白天皇太极仍和往常一样处理政务，晚上亥时，突然在清宁宫死去。据他的病情推测，很可能是患脑溢血死亡。

皇太极死后，清宗室内部爆发了争夺皇位的激烈斗争。结果，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被拥戴为帝，改元顺治。福临当时只有六岁，由他的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实权则掌握在多尔衮之手。清内部一度因争夺皇位而引起的混乱局面迅速稳定下来。

皇太极时期，明朝虽已岌岌可危，但它仍然维持着对全国的统治。所以皇太极一直把明朝作为进攻目标，对关内的农民军则采取避让态度。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在阿巴泰出师前对他说：“如遇流贼，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47)多尔衮当政以后，仍然遵照皇太极的战略行事，写信给农民军的领导人，表示“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48)。农民军不予答复。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多尔衮得悉这一消息后，意识到夺取中原的时机到来了，而且意识到今后农民军将成为满洲贵族夺取全国统治权的主要敌人，于是立即采取紧急军事行动。“数日之内”，“急聚兵马”，“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49)。形成清军“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50)的局面。兵马既聚，多尔衮即率之向内地进发，途中恰逢明将吴三桂遣使请援，两者遂联合起来，共同入关对付李自成起义军。

(1)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2)　《清太宗实录》卷3。

(3)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4)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5)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6)　《清太宗实录》卷3；《明史》卷271《满桂传》。

(7)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8)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9)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

(10)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12)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13)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14)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15)　《明史》卷271《满桂传》。

(16)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17)　昭梿：《啸亭杂录》卷1。

(18)　《明史》卷250《孙承宗传》。

(19)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20)　《东华录》天聪9。

(2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22)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23)　《清太宗实录》卷29、31。

(24)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25)　《清太宗实录》卷29、31。

(26)　《国榷》卷95；《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27)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28)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29)　《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30)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3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东兵入口》。

(32)　《清太宗实录》卷56。

(33)　《清太宗实录》卷52、55。

(34)　《清太宗实录》卷55。

(35)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40。

(36)　《明军守卫松山等城堡的六件战报》，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37)　《国榷》卷97。

(38)　《清太宗实录》卷57。

(39)　《东华录》崇德7。

(40)　《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

(41)　《清太宗实录》卷62。

(42)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43)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44)　《清太宗实录》卷64。

(45)　《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

(46)　《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3。

(47)　《清太宗实录》卷63。

(48)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55页。

(49)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45。

(50)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