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的國家，我國的文學，已經有了三千年的歷史。在這三千年的過程中，我國的文學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提高。一方面它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即它的内容，不斷地有所擴充；另方面，它反映現實的形式和技巧，也在不斷地豐富和提高。

在我國豐富的文學歷史中，散文是反映現實的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我們這裏所説的散文，是指與詩歌、小説、戲劇相對而言的一種文體，它包括著漢以後的賦和駢體文，也包括著那些隨筆、雜記之類的小品，爲了説得比較恰當一些，我們也可以把它叫作“文”，或者説，是廣義的散文。

在文學史上，我國的散文，是與詩歌具有同樣悠久的歷史的，它的豐富多彩的面貌，與詩歌也可以並駕而齊驅。在我國文學史上，曾産生過許多杰出的語言藝術大師，在這許多語言藝術大師中，有不少就是卓越的散文家，或者，他們既是詩人而又是散文家。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比較可信的最早的散文，是《商書》的《盤庚》篇。這是商代的統治者曉喻臣民的一篇文告，現在讀起來雖然難懂，但却大都是當時的口語。在這篇文告裏，有一些生動的比喻，如“予若觀火”，“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火之燎於原”，“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等等。這些比喻，有的至今還活在我們的口頭或書面語言裏。這，可以説是奴隸制時代的散文，其中已含有形象的比喻，是後來發展得波瀾壯闊的一條散文長流的開端。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期，由於生産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産關係和社會制度的一系列複雜的變更。這許多變更，在人們的思想意識裏和社會的思想領域裏，也引起了複雜的變化和激烈的鬥争，形成了“百家争鳴”和“處士横議”的局面。在這一時期裏，産生了《論語》、《孟子》、《莊子》、《韓非子》等優秀的諸子散文。同時，在當時頻繁的戰争和統治階級内部的尖鋭鬥争中，統治階級也不斷地暴露了自己的醜惡面目，使人們增加了對現實的認識，從而也加深了對歷史的認識，因而出現了《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一類優秀的富有現實意義的歷史散文。從最早的商、周時代的散文，到《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散文，是一個長足的進展，它們不僅具有了文學的性質，而且已有了許多具有樸素的性格特徵的人物形象。這些作品的語言是相當生動的，而情節也往往頗爲複雜，初步具有了後世傳記文學和歷史小説的基本特色。例如《左傳·鄭伯克段於鄢》這篇作品，用冷峻的筆觸，相當生動地刻畫了鄭莊公的僞善陰險的性格，而姜氏的自私、溺愛，共叔段愚蠢、無厭的權勢欲，寫得也具有一定的生動性。作者爲了加深對鄭莊公的思想性格的刻畫，還通過祭仲、公子吕（即子封）、潁考叔等人與莊公的對話，對鄭莊公作了進一步刻畫。總之，通過這一段歷史故事，作者比較生動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統治階級爲了争權奪利而骨肉相殘的醜惡面目。特别有意義的是，當作者對他們作了比較尖鋭的揭露以後，又描寫了他們“其樂融融”、“遂爲母子如初”的戲劇性埸面，這就加深了人們對統治階級表面上“仁慈”骨子裏却是互相仇視殘殺的虚僞面目的認識。《左傳》在描寫人物時，有時也頗能刻畫出人物的某些具有性格特徵的細節，如寫齊莊公去私通崔杼的妻子棠姜時，輕輕地拍打著棠姜房門外的柱子，嘴裏唱著歌，想催促棠姜出來（襄公二十五年）。寫鄭大夫子公爲了證明自己的食指動有肉吃，竟賭氣地“染指”於鄭靈公的食鼎，“嘗之而出”，最後終於弄到“弑君”（殺掉鄭靈公）的地步（宣公四年）。寫衛莊公看見己氏之妻的頭髮生得漂亮，就派人將己氏之妻的頭髮剃下來給自己的老婆吕姜作假髮用，後來工匠們因爲不堪他的虐待起來推翻他時，他又偏偏逃在己氏的屋子裏，並拿出一塊璧來要求己氏饒命，己氏説：“殺了你，這塊璧難道還跑得了！”（哀公十七年）上面這些細節描寫，都相當生動，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性格特徵，有助於刻畫不同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因而增加了這部書的文學意味。

當然，《左傳》一書在描寫當時那些外交家的辭令和複雜的戰争埸面時，尤富有特色。前者如《吕相絶秦》、《燭之武退秦師》、《臧孫諫君納鼎》等，都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筆，表達出當時巧妙的辭令；後者如《晋楚城濮之戰》、《秦晋殽之戰》、《晋楚邲之戰》、《齊晋鞍之戰》等，都能用簡潔的語言，描絵出當時頭緒紛繁、波瀾壯闊的戰争埸面，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歷史面貌。《左傳》的這種帶有鮮明的文學色彩的描寫，是很早就爲人們所認識到的，唐代劉知幾在《史通·雜説上》中曾説，《左傳》在描寫戰争勝利時“則收獲都盡”；描寫戰争失敗時“則披靡横前”；描寫國家强盛時“則滋味無量”；描寫國家衰亡時“則凄凉可憫”。他説《左傳》作者的藝術才能，幾乎可以説是“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是“古今卓絶”。劉氏的評論，自然不免有誇大之處，但他對於《左傳》的文學性質的認識，應該説是正確的。

《國語》比起《左傳》來説，它的文學性要差一些，但是在某些篇章裏，也有很好的描寫，例如在《魯語》的《里革更書逐莒太子僕》和《里革論君之過》等節裏，就生動地刻畫了一個敢於“以死奮筆”來違抗君命的直臣里革的形象。而在《越語》裏，則更爲生動地刻畫了一個能够發憤圖强、報仇雪耻的賢君句踐的形象，對於范蠡、文種等人的深謀遠見，也有相當生動的描寫，而對於廣大人民同仇敵愾的愛國精神，也有很真實的反映。值得重視的是《晋語》裏晋獻公殺子和重耳走國的故事。這個故事結構龐大，情節複雜，描寫的人物形象却相當生動。這些描寫，顯然不可能全是當時的事實，而是明顯地有著作者的想象和虚構的。例如驪姬向晋獻公所説的那些挑唆性的話，特别是夜半而泣的那些話，顯然是出於作者的想象。正因爲如此，柳宗元在《非國語》裏批評《國語》説：“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詭以反倫。” “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蓋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這裏，柳宗元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批評《國語》的，然而這一批評，恰好反過來證明了這書的文學性。

《戰國策》在先秦的歷史散文裏，也是一部有重要地位的文學性著作，它成功地描繪了蘇秦、張儀等策士的形象，也塑造了荆軻、魯仲連、聶政等敢於反抗强暴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戰國策》的文章，語言精煉生動，人物的對話，既能口吻畢肖，具有比較鮮明的個性特色，又能跟隨情節的發展，層層深入，緃横捭闔，鋒芒畢露。特别是它每篇的結構，都比較完整，情節往往曲折動人，頗有後世歷史小説的特色。例如《蘇秦以連横説秦》、《鄒忌諷齊王納諫》、《魯仲連義不帝秦》、《觸讋説趙太后》等篇，既可以作爲優秀的叙事散文來讀，也可以看作歷史小説的濫觴。漢代的劉向曾説過：《戰國策》所寫的，“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戰國策書録》）。劉向在這裏，已經注意了這書的文學性。宋代的李格非，在《書戰國策後序》裏更説：“《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緃横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説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説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李格非認識到《戰國策》文章的感染力，贊掦它“文辭之勝”、“其説之工”，這説明他對《戰國策》散文的文學性，是有正確的認識的。

上述這些歷史散文，對後來的歷史散文和政論文的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散文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那些優秀的諸子散文。歷史散文是通過叙事來説理的，而諸子散文則主要是説理，不過在説理中也有叙事的成分，而且還運用了許多寓言故事和生動的比喻。由於這個原因，因此歷史散文的現實性是通過對歷史的叙述，對歷史的褒貶而表現出來的，而諸子散文則主要是直接説理，直接對現實問題的辯論，也就是説它的反映現實比較直接。

《論語》是諸子散文中較早的一部，它是孔子門人對孔子和他的學生的言行的“回憶録”，是一部語録體的散文。叙事簡潔，語言精煉，含意豐富深刻，是這部書的特色。這是因爲書中所記孔子的言行，大都是他的門人們被深深感動過的或受到很大啓發的，所以書中所記孔子的言論，大都具有格言的意味。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子罕》），“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公冶長》）。這些語言，都很形象而又含義豐富深刻。

《論語》因爲是孔子門人回憶孔子言行的著作，所以全書雖然只是記述孔子的片言隻語和某些片斷的行實，但仍舊給我們描繪下了孔子的形象。他熱心於政治，栖栖惶惶地到處奔走但又到處碰壁，他刻苦學習，誨人不倦，他謙虚而誠懇，他竭力提倡當時已逐漸不被人重視的“禮”和“德”，他到處宣傳“仁”、“愛人”的思想，企圖調和當時尖鋭的階級矛盾。總之，讀《論語》這部書，孔子的思想、感情，孔子的舉止動作、聲音笑貌，常常能從樸素而精煉的語言裏躍躍然地活動起來。《論語》對其他一些人的性格，刻畫也頗爲生動，如子路的率直粗暴、見義勇爲，顔淵的謙虚好學，子貢的聰明，都寫得較爲成功。尤其是《先進》章的《侍坐》一節，描寫孔子師生坐而言志的情景相當生動，語言雖甚簡潔，但各人的性格都比較鮮明，生活的氣息也較濃厚。

當然，從全書來看，《論語》不能作爲一部純然文學性的著作，《論語》對後來的散文雖然有影響，但比起它在思想方面給後世的影響來説，顯然不如後者的影響巨大和深遠。不過，從殷周時代的佶屈聱牙的散文發展到《論語》的散文，應該説同樣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在諸子散文中，《孟子》的文學成就和影響是很突出的。《孟子》基本上是孟軻本人的著作，因此全書的風格比較統一，它具有緃横捭闔、宏偉奔放的氣勢，它的言辭鋒利，咄咄逼人，而有時又幽默詼諧或曲折入情。

孟子的思想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所以在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權的原則下，他也尖鋭地揭露了一些不知愛民的“人君”，他認爲歷史上的紂王是一個暴君，是獨夫，應該受到人民的誅滅，他揭露梁惠王實質上是與别的君主一樣地不愛人民，他與别的君主比較，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没有根本的差别。他諷刺梁襄王説：“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接近了他，看不見可以被别人尊敬的地方）焉。”他駡那些幫助君主剥削人民的大臣説：“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從這些話語，我們可以看到孟子對統治階級的揭露，言詞確實是十分鋒利的。

《孟子》的文章，十分善於用比喻，有一些比較抽象或複雜的問題，往往經過他形象的比喻以後，就使讀者一目瞭然。例如“挾泰山以超北海”、“緣木求魚”等比喻，至今還被人們運用。

《孟子》的文章，非常富於論辯的技巧，他常常能把對方不知不覺地引導到自己否定自己的結論上去，從而使對方没有任何反駁的餘地。

《孟子》的文章最大的特色，是那種雄辯的不可阻擋的氣勢，是那種説理的明朗性和形象性，是那種比喻的生動性和豐富性（有時是用生動的故事作比喻），是那種嚴密的邏輯力量。他的文章，確實具有“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因此後來的人，常稱贊《孟子》的文章氣盛。宋代的蘇洵曾説《孟子》的文章“其鋒不可犯”（《上歐陽内翰書》），蘇轍也説：“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上樞密韓太尉書》）

《孟子》的文章比起《論語》來，確實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因爲它不再是《論語》式的語録體，而是發展成規模相當宏大的長篇大論的散文了。《孟子》的文章，直接影響到唐宋時代古文家的文章，它在散文史上是有突出的地位的。

與孟子同時而稍後的是莊子。《莊子》一書，内篇大體是他本人的著作，外、雜篇則是他的門人或後學所作。莊子的思想是代表當時没落的奴隸主階級的思想，他對新興的地主階級懷著深刻的仇恨，他對封建地主階級以及那個時代進行了尖鋭的批判，同時又從這些批判中表示了自己對現實世界絶望和虚無的心情。莊子思想對後世起著複雜的影響，一方面，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和虚無主義的人生觀，給後世以消極的影響；另方面，他對當時新興的地主階級及其意識形態（主要是封建禮教和道德觀）的批判，又往往成爲後世一部份文人反對封建統治和封建道德的武器。所以對於莊子思想給予後世的影響，須根據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的具體情况進行具體分析。

莊子的散文給予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散文的總的特色，就是那種汪洋恣肆、不可捉摸、緃横排宕、光怪陸離和雄偉奇麗的浪漫主義風格。《莊子》的文章（包括外、雜篇在内），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於想象力的。一個普通的事物，在作者的想象之下，往往現出特殊新奇的意味來。例如在他想象中的天，是“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這裏不僅寫出了人們從下往上看天時所見的深遠莫測的景象，同時又想象了從“遠而無所至極”的絶高的高空往下俯視時的景象。再如在他的想象的描寫下，一個庖丁解牛，竟會神奇到“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樂章名）之會”。這樣，現實生活中腥臊繁重的勞動，在他的筆下，竟成爲一次神妙的音樂舞蹈藝術表演。不僅如此，莊子還常常憑藉他奇妙的想象力，虚構和創造出一些具有浪漫主義精神的藝術形象來。他説：“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不受病害）而年穀熟。”這裏他生動地刻畫了一個“肌膚若冰雪”的縹縹渺渺的神仙的形象。

《莊子》一書對於儒家所代表的封建道德的批判是尖鋭的，儒家所標榜的“仁”、“義”，他認爲即使是强盗也是有“仁”、“義”的（見外篇《胠篋》）。如《外物》篇中的《詩禮發冢》，對儒家的詩、禮批判得十分辛辣，它生動地描繪了兩個嘴裏哼著《詩》、《禮》，却在半夜裏偷盗别人墳墓的儒者的形象。至於《胠篋》篇裏駡統治者“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等，這是早就傳誦的了。《莊子》書中對那些消極對抗封建社會的隱士，也作了熱烈的歌頌。這可以拿《讓王》篇中對曾參的描寫爲代表：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麻袍已經没有了面子），顔色腫噲（浮腫），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把帽子戴正）而纓絶（帽帶就斷了），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决（鞋後跟就裂斷了）。曳縰（拖著破鞋）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這裏，曾子艱苦卓絶的生活和傲岸不屈的精神，是寫得十分成功的。

《莊子》的文章，具有長江大河浩蕩奔騰的氣勢，而又波瀾重迭，變化生姿。這可以拿《逍遥游》爲代表。這篇文章是在宣掦他的絶對自由的思想，這種思想，自然是應該徹底批判的。然而這篇文章却寫得汪洋恣肆，變化莫測。林雲銘説：“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證，忽而譬喻，忽而議論；以爲斷而非斷，以爲續而非續，以爲復而非復。衹見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莊子因》）作爲對這篇文章的藝術方面的評論，這幾句話，是符合實際情况的。與這書的汪洋恣肆的風格相適應的，是它那豐富而新奇的語言。魯迅説莊子的文章“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莫能先也”（《漢文學史綱要》）。這是很切當的評論。

《莊子》的文章，對後世影響很大，魏晋時期的文人，很多都受它的影響，宋代的蘇軾，也是受《莊子》影響很深的一位散文家。

其他戰國時期的諸子散文，其較著者，還有《墨子》、《荀子》和《韓非子》。墨子本人是不主張文學的，所以他的文章質樸無華，純是説理。然而他十分重視論辯的邏輯性，創立了“三表”法，這就是立論時，一要考察歷史，求證於古事；二要揣度民情，瞭解現實；三要檢驗效果，觀察實際的應用。因此，他的文章論證嚴密，議論透徹，行文條暢明快。這種特色，以他的《非攻》上最爲顯著。《墨子》的文章，雖然不能説有鮮明的文學性，但它對後世論辯文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他的時代早於孟子，所以他的長篇大論的論辯文的形式和嚴密的邏輯力量，對於孟子及以後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影響。荀子是戰國後期的一位儒學大師，他的學識鴻博，因此他的散文樸實渾厚，説理透闢而又取譬精警，是學者之文。《荀子》集中還有賦篇，共有禮、知、雲、蠶、箴五篇短賦，以四言爲主，間用雜言，有韵，是對話的形式，文體介乎駢散之間，對後來的漢賦有一定的影響。

韓非是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嚴峻峭刻，抉剔世情，深入隱微，具有法家的特色。另外，韓非處於他的祖國（韓國）危亡之際，而自己又不得任用，韓王遣他入秦以後，即爲李斯所害。所以他的《孤憤》、《説難》諸篇，充滿著憤怨的情緒。明代的茅坤説韓非的文章“沉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韓子評選後語》）。韓非也喜歡用寓言故事來説理，所以在他的集子中，還保留著許多生動的寓言故事，而且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

從上面概括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散文，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第一，它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能够叙述曲折複雜的歷史事件，能够有條不紊地安排許多頭緒紛繁的故事情節，它也初步能够描寫人物的性格特徵和人物的形象。從諸子散文中，我們也看到他們對現實和歷史認識的深度，他們對人生作了廣泛的探究，總結了某些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除個别人物以外（如莊子），這些作家，他們對現實大都抱著積極的態度，因此他們在反映現實時（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是采取消極旁觀的態度，而是對現實有所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對人民有所同情的。第二，從他們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各個不同作家或作品的獨特的個性和風格，看到他們掌握語言的不同的技巧，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無論在叙事或説理中，已經注意到了文采，或者説，注意到了語言的藝術性，因此他們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文學的性質。第三，開始確立了散文的最基本的形式，這就是史傳文（也可説叙事文）和議論文，後世的散文，自然還有許多發展變化，但和以上兩種形式都是有密切關係的。第四，我們應該注意到散文在這一時期，更多地被人們注意到的，還是它的實用的價值。即使是具有浪漫主義特色的藝術性相當高的莊子的散文，也仍然是作爲一種哲理文出現的，作者主要的目的還是爲了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這就是説，在這一時期文與史，或者説文與理還没有區分，散文作爲一種獨立的藝術作品，還有待於以後歷史的發展。因此，在這一時期，我們還不能看到純粹是抒情或寫景等類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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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爲時很短，在文學上没有能像在歷史上一樣，顯示出它的劃時代的功績。然而它却産生過比較優秀的散文家李斯。他在戰國末期寫的著名的《諫逐客書》是代表作。他在這篇文章裏，廣泛地引證史實，駁斥秦始皇横蠻逐客的錯誤措施，説明逐客一事在政治上對秦國的嚴重不利，終於使秦始皇取消了“逐客令”。這篇文章，排比鋪張，結構整齊，筆勢緃横，詞藻豐腴，在風格上有戰國時緃横家文章的餘風，在結構和語言上，又開啓了後來漢賦鋪叙藻飾的特色，可以看出是從先秦散文到漢代散文和漢賦的一個橋梁。此外，李斯還爲秦始皇寫了紀功的幾篇刻石文，這種刻石文字，實際上是先秦青銅器銘文的發展。

兩漢的散文，我們可以分三方面來叙述：一是賦，二是政論文，三是史傳文。

從我們現在來看，大部份的漢賦實在没有什麽文學價值，然而在漢代，它却是盛極一時的一種文學形式。它講究鋪叙，講究詞藻，運用對話的形式，實質上是一種介乎詩與散文之間的東西。它的獨立的形式，應以司馬相如的《子虚》、《上林》，揚雄的《甘泉》、《羽獵》、《長楊》和班固的《兩都》，張衡的《兩京》等賦爲代表。漢賦的發展是有它的社會原因的，一方面因爲漢代前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有所發展，社會物質財富有顯著的增加，國力强盛，統治階級過著奢侈享樂的生活，需要一批文人來爲它歌功頌德，因此他們提倡寫作辭賦；另方面賦是一種新起的文體，它適宜於作鋪張揚厲的描寫，在這種情况下，賦的寫作，便成爲一時的風氣。初期的漢賦作家，主要是賈誼、淮南小山、枚乘、孔臧等人。賈誼的《吊屈原賦》是一篇藉屈原以自吊的抒情作品。賦中對於時代的黑暗，作了頗爲尖鋭的揭露，如説：

遭世罔極（無道）兮，乃隕厥身（乃喪其生）；烏虖（烏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小人）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倒懸）兮，方正倒植。

這顯然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批判。從文體上看，這是在《楚辭》影響下的作品，所以人們把它叫做騷體賦。與此相類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枚乘的《七發》，則是運用對話的形式，文中洋洋灑灑，誇張地描寫和揭露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的生活，具有暴露批判現實的作用。這篇作品，與賈誼的《鵩鳥賦》、孔臧的《諫格虎賦》一樣，都是運用散文的形式而在中間或句末用了韵，所以它的散文化的特色是很明顯的。

初期的賦雖然没有定型，但它的思想内容却比較好，它還没有發展成爲後來那種主要是歌功頌德的作品，它在形式上也還没有趨於僵化。漢賦鼎盛的時期，是自漢武帝到漢安帝的時代，這也是司馬相如和揚雄、班固等人的時代。司馬相如是奠定漢賦形式的主要賦家，後來揚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在形式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虚賦》、《上林賦》。《子虚賦》是寫楚使子虚使齊，向烏有先生和亡是公盛誇楚國雲夢之事（楚王在雲夢澤打獵的事），烏有先生説他言過其實，不應該誇耀這種淫樂侈靡之事。《上林賦》則是叙亡是公聽了子虚、烏有兩人的對話以後，認爲齊楚之事，皆不足道，因爲他們没有聽到過天子的上林苑，於是就洋洋灑灑地鋪叙描寫起上林苑來，最後又歸之於勸諸侯節儉，略寓諷諫之義。這兩篇賦實際上是一篇，形式上完全是對話體，對事物的描寫則東南西北，上下左右，挨次鋪叙，極盡堆砌雕飾之能事，這就是典型的漢賦的特色。

東漢中葉以後，政治腐敗，社會混亂，國勢衰弱，再也没有過去那種强盛安定的局面，因此反映到文學方面，漢賦也就由過去鋪張排比的大賦，轉變爲抒情、咏物或揭露社會黑暗的小賦。這一時期的作家，以蔡邕、趙壹、禰衡等人爲代表。蔡邕在《述行賦》裏説：“貴寵扇以彌熾兮（權貴們的氣焰越來越盛），僉（皆）守利而不戢（息）。前車覆而未遠兮（指梁冀新誅），後乘驅而競及（指徐、左等權貴）。窮變巧於臺榭兮（府第造得越來越奢侈），民露處而寢濕；消嘉穀於禽獸兮（禽獸吃著好的穀子），下糠粃而無粒（人民連糠粃都没有吃）。”在這篇賦的叙文裏，作者説他寫這首賦是因爲“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陽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蕃）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太守發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托所過，述而成賦”。根據這段叙文，可證這首賦是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政治鬥争的反映，而上面所引的文句，也可以看出作者同情人民，尖鋭地抨擊統治階級的思想。可見這時期的賦，與司馬相如的那些賦，已經確有不同了。這種批判性，以趙壹的《刺世疾邪賦》最有代表性，他對封建社會的黑暗，真是作了最尖鋭的揭露。這首賦，可以説是漢末社會現實的寫照。另外，禰衡的《鸚鵡賦》也是一首憤世疾俗的作品。

總之，漢賦到了後期，確實有了許多變化，從形式方面來説，它變得短小精悍，同時也不再是那種對話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寫了。從内容方面説，則更是叙事、抒情、咏物、説理各方面都有所發展，而它們的總的精神，則常常是對現實的批判和揭露。所以對於漢賦，我們也應該仔細地鑒别，批判地吸取它的精華，不宜簡單地一概否定。

漢代的政論文，是比較發達的。這是因爲漢代統一以後，經過了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一方面社會財富逐漸增加了，而另方面，統治階級對人民的統治和剥削也越來越殘酷了。因此社會階級矛盾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同時由於漢初分封諸王，逐漸形成了後來的割據局面，加深了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面對著這種現實情况，漢代的政治家們紛紛對現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時也不斷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意見，所以漢代的政論文，大都是奏疏表策這一類的作品。

西漢比較優秀的政論文作家，首推賈誼和鼂錯。賈誼的代表作品是他的《治安策》、《過秦論》等。前者針砭時弊，切中要害，後者檢討秦始皇覆亡的原因，引爲鑒戒，具有藉古喻今的作用。《過秦論》的文章，氣勢磅礴，筆鋒犀利，義論深切，是一篇（包括上中下三篇在内）杰出的政論。鼂錯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因爲建議削减諸侯封地而被殺。他對於當時邊防的空虚，政治的腐敗，以及日益尖鋭的社會階級矛盾，都有深切的認識和積極的措施。他在《論貴粟疏》裏，剴切地陳述了重農貴粟、抑制商人剥削、安定農民的生活和生産情緒以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的主張。鼂錯是一位實際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語言樸實而簡練。賈、鼂的政論文，可以説是漢代政論文的代表。

西漢時期桓寬的《鹽鐵論》也是一部出色的政論文。他改造和發展了漢賦對話的形式，生動地描寫了漢昭帝時期政府所召集的一次鹽鐵會議的大辯論。其他，如劉向的《新序》和《説苑》，東漢時期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潜夫論》，崔實的《實論》，仲長統的《昌言》等，也都是優秀的政論文或哲理性的散文。

漢代政論文的特色，是語言樸實，説理透徹，針砭深刻，而其思想内容，則一反漢賦的基本特色，不是對統治者以及這個時代的贊美歌頌，而恰恰是對它的揭露和批判（當然作者的目的，大都還是爲了向統治者獻策救弊），無論從思想内容和語言特色來説，可以看出，漢代的政論文是《戰國策》中“書説”一類作品和先秦諸子文學的繼承和發展。

漢代的史傳文，是有突出成就的。因爲這個時代，誕生了偉大的歷史散文家司馬遷，後來，又出現了優秀的歷史散文家班固。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偉大歷史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鮮明的人民性的偉大的文學性著作。它對歷史上的暴君，特别是對漢代的統治階級以及那些酷吏，作了十分尖鋭的揭露和批判，對漢代的社會矛盾也有真實的反映，而對社會上的那些被壓抑的人物則寄予了同情。從文學的角度看，《史記》的成就是杰出的。首先，它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舉凡帝王、后妃、將相、官吏、文學家、俠士以及懷有一技之長的技藝人員，它都有十分成功的描寫。司馬遷十分善於抓住各種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徵，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和某些細節的描寫，來表現歷史人物，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很多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獨特的個性特徵和精神面貌的。例如他寫項羽，則有一種狂飈突起、喑噁叱咤的精神和拔山蓋世的氣概；寫劉邦則活畫出一個豁達大度、善於用人而又有點流氓氣質的皇帝；寫李廣，則充分刻畫了他的才氣無雙、猿臂善射、長於治軍而又身先士卒的名將本色；寫荆軻，則又充滿了那種悲壯的、慷慨激烈的情調；至於廉頗的魯莽忠勇，藺相如的顧全大局、忍讓寬容，信陵君的謙遜仁厚、禮賢下士，也都各各表現得恰如其分，真實感人。

司馬遷是一位卓越的語言藝術大師，他不僅善於具體地刻畫描寫，而且深知文章章法結構的重要。因此他的人物傳記，各篇的結構各不相同，他根據各種人物的具體特點（也即是文章的具體内容），創造性地安排了各種不同的結構。例如《項羽本紀》這篇文章的結構，是以項羽爲中心，以當時軍事進退的路綫爲綫索，以各個重大的戰役和政治事件爲描寫的重點；這樣從八千人渡江而西起，通過召平、陳嬰、黥布、蒲將軍、范增的歸附；通過對殺宋義、戰鉅鹿、降章邯，以及鴻門之宴、分封諸侯、彭城大戰、滎陽之圍、廣武相持、鴻溝劃界、垓下之圍等一系列的戰役和政治事件的描寫，項羽這個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徵，便愈來愈鮮明突出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在結構上，項羽的行動，當時進退的軍事路綫，便是貫穿這篇文章的一條主綫，而各個戰役的描寫，就成爲這條主綫上的一座座層巒迭起的高峰，因而形成了這篇文章單綫發展和峰巒起伏的結構特色。文章開始時，項羽自東而西，一路上各地的起義軍紛紛歸附，如百川之歸大海，這樣就展示了當時四海紛擾、風起雲涌的混亂局面，同時也寫出了項羽乘時崛起、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分封諸侯以後，項羽的軍事路綫便自西而東，而他的力量，又通過一系列的戰役，愈來愈土崩瓦解，如山崩雪消，不可收拾，終至於最後滅亡。顯然，這篇文章的結構，是經過司馬遷的匠心經營的。

《魏其武安侯列傳》也是一篇具有顯著的結構美的作品。爲了充分地揭露竇嬰、灌夫和田蚡之間的也即是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作者采用了與《項羽本紀》完全不同的網式的結構。一開始他采取了將魏其、武安這兩個矛盾的主要人物並列的寫法，中間又插入了一個灌夫，這樣使三個人的事情，互相糾纏在一起，矛盾發展到尖鋭的時候，則連武帝、王太后都捲了進去，最後是田蚡獲勝，灌夫滅族，竇嬰棄市。而當田蚡剛剛獲勝以後，忽然又暴病而死，這樣，矛盾著的三個人，便同歸於盡，文章也就結束。司馬遷運用這種網式的結構，使這三個人之間的矛盾充分展開，讓他們互相揭露，從而充分地暴露出他們的醜惡面目。

研究司馬遷文章的結構特色，對我們的散文寫作，無疑是有借鑒作用的。

司馬遷是一位卓越的語言藝術巨匠，他的語言具有很强的表現力和雕塑感。他所描寫那些歷史人物的形象，有一些確實使你有一種幾乎可以用手指觸摸的感覺，這是因爲他善於描摹客觀事物，善於精確地使用語言的緣故。例如《項羽本紀》裏的“鴻門宴”、“垓下之圍”等節的描寫；《魏其武安侯列傳》裏的“灌夫使酒駡座”、“魏其武安廷辯”等節的描寫，就是具有鮮明的雕塑感的文字。

司馬遷的語言，還具有一種鮮明的節奏感和氣勢，例如《項羽本紀》裏描寫鉅鹿之戰的這段文字：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在這第一個長句裏，作者一連用了七個動詞，表現了一連串連續性的行動，使文章具有勢如破竹的氣勢，這樣，就有力地表現了楚兵“無一還心”的戰鬥意志。自然，《史記》文章的節奏感和氣勢，是隨著不同文章的不同内容而有所變化的，我們無需一一列舉。

司馬遷的語言，還有一種於疏散自然中顯出整齊嚴密的美的特色。他不喜歡用偶句，常常避免對稱的句法，因此文氣流暢疏朗，曲折自如，所以前人説司馬遷的文章“雄深雅健”、“逸氣緃横”。

司馬遷的文章，應該説是我國散文史上的一座豐碑，它給予後人的啓示和影響是深遠的，唐宋以後各代古文家的文章，都是受過司馬遷散文的影響的。

班固的《漢書》，也是漢代散文的一大成就，它雖然没有《史記》那樣强烈的批判精神，在體制上也多有因襲《史記》的地方，特别是在武帝以前的文字，大都是襲用《史記》舊文改制而成的，不能算作全是班固的文章。但是除開了這些，《漢書》畢竟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班固是賦家，因此他的語言比較整飾，比較帶有駢偶的特色。同時，他又是一個史家，他的《漢書》是受詔而作的，他又曾批評過《史記》“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漢書·司馬遷傳》），因此他的文章比較嚴謹。所以從《漢書》的文章來看，它的語言具有一種整齊藻飾和嚴謹詳贍的特色，它同樣豐富了我國的散文語言的風格。另外，《漢書》在描寫人物和叙述史事方面，也有較高的藝術成就，它一方面通過對客觀的史實的實録，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另方面，它也比較成功地塑造了許多歷史人物的形象，歌頌了一些優秀的人物，如《蘇武傳》，刻畫蘇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寫得十分深刻感人。所以《漢書》也是一部優秀的給予後世以深刻影響的歷史散文著作。

兩漢的散文，總的來説，是有很高的成就的。一方面，它出現了像司馬遷這樣的卓越的語言藝術大師，他在先秦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的基礎上，創造了富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和自己的個性特色的文體，給後世以無比深刻的影響；而另方面，它又産生了漢賦這樣的新的文學形式，雖然漢賦總的文學成就並不大，但在當時、特别是到後來，這種文體曾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除此以外，漢代的政論文，也是在先秦散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散文。它對後世政論文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根據以上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漢代的散文，無論在叙事或説理方面，還是在塑造歷史人物或反映社會現實方面，都較先秦時代的散文有很大的提高和發展，它表明了兩漢散文作家在認識現實和反映現實的思想和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它表明了我國散文的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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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發展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人們對文學的價值逐漸重視了，文學的觀念也逐漸明確了，他們把樸素的實用的文章叫做“筆”，把詞藻華美、抒發感情的文章叫作“文”。這種分法，雖然並不科學，但大體上是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對文學的看法，對文藝性的重視的。這一時期散文的題材擴大了，過去很少被人們注意的山水景色，成了一時競相描寫的新内容，而文章中抒情的成分，也有明顯的增加。同時漢賦舊有的形式，那種對話體，也不再被作者們普遍采用，而更多地是發展那種抒情的直接描寫的方式，而且是以短賦爲主。與此同時，在漢代開始發展起來的駢偶的句法，也逐漸形成爲駢體文，在六朝的文壇上占有著重要的位置。

魏晋南北朝時期文學上的這些變化發展，自然有它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思想根源。總的説來，是由於漢末以來社會的動亂，儒家思想的衰落和老莊思想的流行，北方士族的南遷和南朝君主爲了點綴和美化自己淫靡奢侈的剥削生活而對唯美文學的提倡等等，這裏限於篇幅，不再詳加叙述。

魏代的散文，在漢代散文的基礎上漸向清新通脱的方面發展，首先開其端緒的是曹操。劉師培説：“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中國中古文學史》）魯迅也説曹操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魏晋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我們讀他的《讓縣自明本志令》，自叙懷抱，那種進退兩難的情勢，坦率披露，毫不顧忌掩飾，於勤懇中寓悲凉慷慨之意，文章確實呈現了一種新鮮氣息。曹丕《與吴質書》，曹植《與楊德祖書》，或傾訴友情，或品評文章，或叙述懷抱，語言很宛轉，感情很真摯，鮮明地呈現出這一時期文章抒情的特色。魏晋之交，嵇康、阮籍，憤世疾俗，佯狂避世，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汪洋恣肆，對當時的黑暗現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文章有緃横家的氣魄。阮籍的《大人先生傳》，揭露禮法之士的醜惡面目，尖鋭深刻，“其體亦出於漢人設論（如《解嘲》之屬）”（《中國中古文學史》）。

東晋初年王羲之的散文，疏爽自然，不事修飾而情味隽永。這種文風，是晋代士大夫崇尚清談，愛好自然，留連山水的那種生活和思想的反映，較之魏代的文風，更顯出清新通脱的特色，其缺點是對現實采取消極退避的態度。他的文章，以《蘭亭集序》爲代表，俯仰古今，悵觸萬端，清而實麗，已開後來陶潜文風之端。其所作書帖，亦簡淨灑脱，爲小品中的佳作，如：

計與足下别，二十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嘆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耳。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書法要録》）

在短幅中，叙事抒情，頗具有餘不盡之意。東晋末年的陶淵明，更發展了這種文風，但比王羲之更樸實而接近生活，他的《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與子儼等疏》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名作。在這些作品中，用清新樸素的語言，曲折自如地表達了他的思想，他的人生態度，不掩飾，不做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自然他的思想和人生態度，他的這些文章的内容和風格，我們今天都應該批判地對待。

這一時期北朝的散文，有三部值得重視的作品，即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和顔之推的《顔氏家訓》。《水經注》内容很豐富，它記述了河道的源流和歷史古迹、人物故事以及風俗習慣，偶爾也叙述些神話傳説。特别是風景描寫，作者用精美的文字，描寫了祖國各種不同的雄奇秀媚的山川，文筆十分清麗秀逸。《洛陽伽藍記》描寫了北魏時期洛陽的許多寺廟，聯繫當時許多史事文物以及園林風景、人物活動和社會面貌，對當時的統治階級進行了尖鋭的揭露。它所描寫的許多壯麗宏大的寺宇，也反映了勞動人民卓越的建築藝術才能。這部書，可以説是一部描寫社會現實生活的著作，文筆於樸實渾厚中寓有冷峻辛辣的諷刺意味。《顔氏家訓》的作者顔之推，身經喪亂，流寓在北朝，將他一生的經驗和他對當時社會的種種不滿，用樸素的文筆寫成這書，語言平易親切，真實動人，對於後世也頗有影響。

在漢末逐漸發展起來的駢體文，至六朝而盛極一時。駢體文講究堆砌詞藻典故，内容空虚，是帶有形式主義傾向的，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優秀的作品。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描寫山川景色，文筆秀麗清峻。清人許槤説它“烟雲變滅，盡態極妍，即使李思訓數月之功，亦恐畫所難到。句句錘煉無渣滓，真是精絶”（《六朝文絜》）。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用生動犀利的文筆，揭露批判那種盗名欺世的僞隱士的醜態，十分淋漓盡致。其他如陶弘景的《答謝中書書》，吴均的《與宋元思書》、《與顧章書》，也都是駢體文中寫景的妙品，而丘遲《與陳伯之書》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則更是被傳誦的名句。

魏晋六朝的賦，突出地增加了抒情的成分，這種情况，在東漢時期已有所表現，到漢末魏初如王粲、曹植等人的賦裏，抒情的成分便更爲濃厚。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以及後來向子期的《思舊賦》、陶淵明的《閑情賦》等，都是一時名作，而其抒情的特色也尤爲顯著。梁代江淹的《恨》、《别》二賦與庾信的《哀江南賦》，其成就尤爲突出。《别賦》以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的語言，鋪叙描寫古代社會離别之苦，感情凄惻，音調纏綿，其中如：

春草碧色，春水緑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别，思心徘徊。

這完全是詩的語言。當然這篇文章情調低沉，感情纏綿哀怨，我們今天需要用歷史主義的觀點來讀它，但是它不同於那種形式主義的作品，又有較成熟的技巧，所以我們還應該批判地肯定它。

庾信是這一時期最優秀的賦家，他的不朽名作是《哀江南賦》。這篇賦，實際上是一首史詩，作者通過切身的經歷，歷叙侯景之亂、王僧辯討伐之功，梁代統治者内部鬥争之烈，梁代覆亡之因，江陵淪陷後人民流離之苦，以及自身流寓異國的鄉關之思等等。他通過這許多具體描寫，揭露了梁代統治者的腐敗和侯景的殘暴，申訴了人民的痛苦，感情十分沉痛，雖然用了許多典故，但語言仍很流暢，没有一般駢儷文的呆板堆砌的毛病。倪璠説庾信的文章，“雖是駢體，間多散行，比如鍾（繇）、王（羲之）楷法，雖非八體之文，而意態之間，便已横生古趣”。倪璠看出庾信能從駢偶的句法中求變化，使文章於整齊的排偶中仍具有流利生動的特色，這是很確切的評論。庾信的其他作品，如《小園賦》、《枯樹賦》也都是優秀的作品。當然，庾信早期的作品是有浮艷虚華的毛病的，影響也不好，應該與上述後期的作品區别開來，不能一概肯定。杜甫説，“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正是指他後期的作品。

總之，魏晋南北朝時代，是文學史上一個變化發展的時代，也是散文發展過程中的變化發展的時代；在魏以前的文章，一般是質勝於文，風格樸實凝重，著重辨析事理；在魏以後的文章，一般是文勝於質，或文質相副，風格漸趨清峻通脱，而較重於抒情，學術文章和文藝性的文章的區分，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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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兩代，是散文發展的重要時代，在這兩代，都先後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散文作家，對散文的創作作出了卓越的成績。這裏，有必要稍稍叙述一下歷史背景。唐代初期的文風，基本上還是六朝文風的繼續，賦和駢體文，還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雖然對於這種文風遠在隋唐以前，即不斷有人出來反對，到了唐代，更有陳子昂、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柳冕、元結等人起來反對，但並未成爲一種文學運動。直到韓愈、柳宗元的時代，由於安史亂後藩鎮割據，政治愈益腐敗，國勢衰落，社會階級矛盾日趨尖鋭，因此政治改革便愈加成爲當時人們的要求。在這種社會條件的基礎上，韓愈提出了恢復儒家道統，用孔孟之道來整頓當時的社會秩序的主張，他們大力提倡的古文，就是宣傳這種主張的工具。因爲這種語言，流利生動，明白易曉，易於爲大家所接受，而没有駢體文堆砌詞藻典故，弄得晦澀難懂的缺點。由於這個緣故，韓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運動很快地就得到了社會的支持，形成了一個有聲有勢的文學運動，而他自己也創作了許多十分成功的散文，用事實來證明了古文的長處。

韓愈一方面舉起了復古主義的大旗，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主張文章要師法三代兩漢，但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獨創精神，反對模擬抄襲，他説學古文應該“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應該“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他説“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等等。實質上韓愈在這裏是觸及到文學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而他的見解，在當時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

韓愈的散文，有一部份是宣傳儒家思想的，他强調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主張勞動人民應該被剥削而統治者則要注意不能剥削過甚，這樣才好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的安定。另外一些文章，有的揭露了一些社會的矛盾，有的則批判了當時一些不合理現象，而且還提倡“物不平則鳴”。這一類的文章，其積極意義要比較大一些。

韓愈是司馬遷以後的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文章，除碑誌墓銘中有一部份文字比較古奥典雅外，一般的文章，無論是説理、叙事、抒情，都能做到文筆曲折自如，明朗條暢。例如《原毁》、《師説》、《答李翊書》等説理文，就具有這種特色。而他的《張中丞傳後叙》，則是一篇叙事文中的杰作，文章有叙事，有議論，有抒情，也有生動的人物描寫，各種寫法穿插點染，融成一體，形成一種夾叙夾議的特色。特别是在描寫張巡、許遠、南霽雲的忠勇慷慨，直斥應該棄城而遁的論調實質上是爲投降派張目的謬論時，則更是大義凛然，痛快淋漓。而作者提到張巡殺妾餉士等情節，我們則必須歷史地批判地看待。他的《送李願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等文章，則又有一種盤旋曲折、一唱三嘆的特色，前者揭露批判封建社會裏那些争名逐利之徒，入木三分，後者於送别董生之時，又婉曲地表達了挽留董生之意，行文有欲擒故縱之妙。他的《祭十二郎文》，於瑣屑叙事中寫嗚咽梗塞之情，文筆浩蕩流轉。感情悽切沉痛，是祭文中的名作。他的《進學解》，則又是運用對話的形式，句法整齊，顯然是賦體的變化。韓愈還有一些精妙的寓言文字，如《雜説一》、《雜説四》等，托物寓意，含義深刻，是先秦寓言文學的繼續。

韓愈大力提倡三代兩漢之文，却大量地吸收和提煉了唐代的口語，豐富了自己的散文語言，避免了先秦散文“佶屈聱牙”的缺點。韓愈大力批判了六朝的駢儷文，但却又適當地吸取了駢儷文的整齊句法以增强文章的氣勢。例如在《張中丞傳後叙》這篇散文中，“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等句，完全是工整的對句，然而在這裏非但没有呆板堆砌的缺點，相反却有力地增强了文章的氣勢。於此可見，韓愈在散文創作特别是在語言的錘煉上，是善於吸取遺産的精華而避免了它的某些缺點的。

總的來説，韓愈的文章具有雄健渾厚、氣勢磅礴和明快犀利、曲折自如的特色。蘇洵説韓愈的文章“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上歐陽内翰書》）。這幾句話頗能説出韓文包羅萬象、雄健渾厚的風格特色。

柳宗元的散文，思想内容比韓愈深刻，這主要表現在他對現實的認識和批判，對人民的同情要比韓愈强烈得多。他在《封建論》裏指出封建的形成是由於客觀的“勢”，即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即非天意，也不是聖人的意旨。同時他又指出封建制規定封建領主對土地的“繼世而理”的不合理，因而造成了不肖居上賢者居下的不合理現象。柳宗元的這些分析，顯然是針對當時藩鎮割據的現實而發的，是對現實的批判。這種對現實的批判以他的《捕蛇者説》最爲强烈。作者通過捕蛇者的現實生活，生動地揭露了當時“苛政猛於虎”的黑暗現實，揭露了安史亂後六十年間人民的痛苦生活，爲人民發出了呼籲。他的《段太尉逸事狀》，一方面生動地描寫了那個沉著機智、敢於向惡勢力鬥争的段秀實的英雄形象，表現了柳宗元描寫人物的卓越技巧；另方面，又尖鋭地揭露和鞭撻了悍將暴卒們專横殘暴、魚肉人民的暴行，充分顯示了柳宗元向黑暗勢力鬥争的勇敢精神。柳宗元所寫的《蝜蝂傳》、《三戒》等寓言小品，也是具有尖鋭的批判精神或諷刺意義的優秀作品，爲人們所傳誦。他的《愚溪詩序》，則用一種自嘲自諷的筆法，表達了自己滿懷孤憤鬱結的牢騷，文章忽而寫景，忽而抒情，忽而議論，轉换變化，情文相生，顯示了他圓熟靈脱的卓越的語言藝術。他的另一類文章，就是著名的山水游記，其中尤以《永州八記》最爲後世所傳誦。柳宗元的山水游記，以善於狀物寫景著稱，如《鈷鉧潭西小丘記》之寫石，《小石潭記》之寫魚，都能達到形神兼備的境界。而這一類文章，風格冷峻，意境幽邃，語言峭刻精煉，具有一種瘦硬挺拔的特色。自然，柳宗元的山水游記裏，仍然寄托和抒發了自己的憂憤，我們不能把它作爲單純的寫景小品看待，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水經注》的山水文字不同。《水經注》主要是寫景（指它寫景部份），所以文章清新而開朗，没有深隱的含意。柳宗元的山水游記，是寓情於景，具有托物寄興的意味，所以文筆於清新幽峭之外，還有一層味外之味，言外之言，因此文境深幽，别開生面。這裏，我們從《水經注》的山水文字的基礎上，看到了柳宗元的繼承和發展。

唐代的古文運動，由於適應當時的社會需要，也由於這兩位散文大師的倡导，和他們輝煌的創作業績，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給後世以深遠的影響。

在韓、柳影響下的散文家有李翱、皇甫湜、沈亞之、孫樵等人，但成就不高。晚唐時期的皮日休、羅隱、陸龜蒙等人的小品文，顯示了强烈的戰鬥精神，爲唐代的散文放射了最後的光彩。

唐代前期的賦和駢體文，曾占當時創作的重要地位，也産生過一些優秀作品，例如王勃的《滕王閣序》、李華的《吊古戰場文》，都是一時名作。前者用華麗精煉的詞藻，鋪叙描寫了滕王閣壯麗的建築、閣外的勝景以及勝友如雲的宴會，同時也抒發了作者懷才不遇的感慨；後者假托對古戰場的憑吊，用藉古喻今的方法，對天寶時期統治階級對外窮兵黷武的罪惡，進行了强烈的批判。文章感慨悲凉，凄惻動人。當然這篇文章把戰争寫得過於凄慘，情調低沉，我們應該注意批判。晚唐詩人杜牧的《阿房宫賦》，同樣是藉古諷今，藉用秦始皇興建阿房宫的暴行，來揭露諷刺唐敬宗大起宫室，廣求聲色的罪惡。作者用前後强烈對照的辦法，指出了秦始皇亡國的根源，在於不愛惜天下的人民和物力，文章的結語，含有無窮的感慨。後人評這篇作品説“古來之賦，此爲第一”，可見它的思想意義是很突出的。

唐代的文風至晚唐時期，又重新趨於奢靡，到宋初而愈演愈烈，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等爲首的“西崑派”風行一時，仿佛是六朝唐初文風的復辟。起而反對的有王禹偁、石介、柳開、孫復、穆修等人，但並未收到顯著的效果。直到大散文家歐陽修出來，才像唐代的古文運動中出現了韓愈一樣，局面爲之一變。歐陽修等人反“西崑派”的古文運動，自然是當時政治鬥争的一種曲折反映。概括説來，就是當時在政治上逐漸上升的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大官僚地主集團之間的鬥争在文學上的反映。北宋初年，雖然社會比較安定，社會經濟有一定的發展，但由於當時的官僚機構特别臃腫龐大，統治階級普遍的奢侈浪費，因此對人民的剥削日益慘重，階級矛盾日趨尖鋭，很快就爆發了農民起義；對外方面，西北的邊患不斷緊張，因此以范仲淹爲首的政治上的開明派，就積極主張改革政治，限制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這樣就與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的保守派展開了鬥争，與這一鬥争相聯繫的，就是文學上反“西崑派”的古文運動的逐漸深入發展。這個運動之所以能取得初步的勝利，一方面是上述政治上的原因，另方面也是與歐陽修有密切關係的。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任翰林學士，後來做到參知政事），大力提倡古文，特别是他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主持了科舉考試，規定應試的人一律要用古文來寫文章。雖然遭到一部份人的反對，但他堅持到底，毫不動摇。因此使這一運動終於繼續發展了下去，並取得了勝利。當然詞藻華麗而内容空洞的“西崑體”的流弊，愈來愈爲人們所認識，因此也愈來愈爲人們所抛棄；而歐陽修等人清新流暢的散文創作本身，也有力地證明了古文比浮艷的“西崑體”好。這些也是這個運動能够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

歐陽修的文學觀點，基本上是繼承韓愈的文以載道的觀點，不過他對文的一面較爲重視。晚唐以來漸漸不爲人所知的韓愈的文集，也是經過歐陽修的補綴校訂，宣傳提倡，才逐漸爲人所知，最後達到天下“學者非韓不學”的盛况的。

歐陽修的散文，語言比韓愈更爲平易流暢，疏朗自然，没有韓愈古拙艱深的毛病。在風格方面，韓文重氣勢，歐文重風神；韓文雄放，歐文綿邈，極跌宕唱嘆之致。歐陽修的散文，在叙事、議論、抒情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議論文，如《朋黨論》、《與高司諫書》等，是最好的政論文。有强烈的戰鬥性，有嚴密的邏輯性，後者在駁斥高若訥對范仲淹的誣衊毁謗時，言詞鋒利，嬉笑怒駡，皆成妙文。他的《祭石曼卿文》，感情悲凉凄愴而語言蒼勁挺拔，有突兀峥嶸之感。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前者於描寫全亭風景之後，忽然插入五代干戈之際一段，低徊往昔，感慨無窮，風神卓絶。後者寫滁州醉翁亭的山水景色以及游人之樂，文筆旋轉跳脱，清新圓熟，忽而山，忽而亭，忽而醉翁，忽而游人，而一齊歸結到太守之樂上，暗示了作者與民同樂之意，使抒情寫景融成一體。他的《五代史·伶官傳序》、《五代史·宦者傳論》這類文章，吊古傷今，感慨遥深，而就史論事，時見警句。宋代的李涂説：“歐陽永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文章精義》）他的《秋聲賦》雖然還保留著鋪叙的方法和對話的形式，却完全是散文的格調，語言精煉，描寫秋聲秋色，充滿著凛冽肅殺之氣，可以説是一首具有濃厚的詩意的散文賦。

總之，歐陽修的散文，在韓愈散文的基礎上，語言更趨於平易清新，文章更具有抒情的色彩和詩的素質，所以人們常常把他與韓愈並稱。

王安石是北宋時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挺拔勁峭，簡潔明净，有很强的説服力，他的《答司馬諫議書》就有這種特色。

宋代另一位偉大的散文家是蘇軾。他是歐陽修所領導的古文運動的優秀的繼承者。他的世界觀比較複雜，儒道兩家的思想對他都有深刻的影響，佛家思想給他的影響也很深刻。他的政治立埸比較保守，他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但他又熱愛祖國和同情人民，因而也有一些比較開明的政治主張，他在做地方官的時候，更曾做過許多有益於人民的事情。蘇軾的一生是不得意的，曾幾次遭貶，最後一次被貶到海南島。

在散文的創作上，他一方面重視散文的内容，另方面，他更重視散文的藝術價值。他的散文，深受《孟子》、《莊子》、《戰國策》等書的影響，因此他長於議論，語言明快犀利，説理透闢，所以南宋的葉適曾稱他是“古今議論之杰”。但他的叙事、寫景、抒情文章，更爲精美。他自己曾説：“某生平所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又説：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這些話，説明了他對語言藝術的精闢見解。

蘇軾的議論文章，大都是評議古人、史事及時政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揭露了當時政治的弊端，如《决壅蔽》、《教戰守》、《省費用》等策論，這些都是政論性的文章。

蘇軾另一類文章是叙事、抒情、寫景的散文，這類文章，藝術性很高，常被後世人們作爲散文的典範作品來誦讀。如他的前後《赤壁賦》，描寫江山如畫的勝景，境界開闊，充滿著詩情畫意，而作者俯仰古今，感慨平生之狀，也宛然可見。他的《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追憶往事，悼念故舊，情深意真，語言惻惻動人，流轉自如，真有“行雲流水”之妙。他的《游沙湖》、《記承天寺夜游》、《游定惠院記》等，文筆清麗秀逸，詩意盎然，是小品文中的精品。他的《凌虚臺》、《超然臺》、《放鶴亭》諸記，即景抒情，而又間之以議論，前二記於寫景叙事之中忽入“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和“南望馬耳常山，出没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兩段，懷古慷慨，高情綿邈，與《前赤壁賦》中“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數語，出於同一機軸，引人無限遐想。當然，在這些文章中，作者受老莊思想影響的超現實的人生態度，是很顯然的，我們應該批判地對待。蘇軾的《答謝民師》、《上梅直講》兩書，前者通過評謝民師的詩，講述了自己作文的經驗和見解，其“行雲流水”、“繫風捕影”之説，説明了他的語言藝術的經驗；後者在稱頌歐陽修、梅聖俞的時候，抒發了自己的抱負，文章氣象峥嶸，詞采挺拔，足見他少年時的胸襟。蘇軾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方山子傳》、《郭忠恕畫贊》等（後者實際上是一篇人物傳記），描寫人物，形象生動，呼之欲出，確有“繫風捕影”之妙。明代的焦竑説：“古今之文，至東坡先生無餘能矣。引物連類，千轉萬變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無不隨形立肖，躍然現前者，此千古快心也。”（《百三十二家評注三蘇文範》）焦氏的評論，不免有過當處，但也足證蘇軾散文創作成就之高了。

與蘇軾同時，還有他的父親蘇洵和他的弟弟蘇轍，也是當時著名的散文家，世稱“三蘇”，但其成就都不如蘇軾高。

北宋末年和南宋時期，由於民族矛盾十分尖鋭，所以愛國主義的思想在散文裏有了突出的反映。岳飛的《五岳祠盟記》、胡銓的《上高宗封事》以及宋末文天祥的《指南録後序》、謝翱的《登西臺慟哭記》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唐宋時代的散文，一方面繼承了先秦兩漢時期散文的優良傳統，重視文章的内容，重視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反映，并且繼承了它們叙述事件、描寫人物的技巧；另方面，唐宋時代的散文家，他們雖然發動了反對六朝文風和反對“西崑派”的古文運動，對六朝以來駢儷浮華的文風展開了尖鋭的鬥争，并且把這種文風打倒了；然而，在實際上六朝文學的某些優點，例如抒情寫景的技巧，詞藻的修飾，對散文的藝術性的重視等等，他們也加以批判地吸取了。所以唐宋時代的散文，實際上是在先秦兩漢散文和六朝散文的基礎上的融合、發展和提高，所以這一時期的散文顯得特别豐富多彩，而藝術性也有顯著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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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戲劇創作盛極一時，而散文方面却顯得十分落寞。李孝光的《大瀧湫記》、吴澂的《送何太虚北游序》是這時期較好的作品。鍾嗣成的《録鬼簿序》，以冷峭之筆，作刺世之文，也是小品中的佳作。

明代開國之初，劉基、宋濂是當時散文的主要作家。其後社會稍見安定，經濟漸趨繁榮，而文字獄屢興，文人遭到殺戮，因此文壇上開始流行了一種專門歌功頌德、粉飾現實的“臺閣體”。起而反對的有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等前後七子所倡導的復古主義運動。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臺閣體”這種形式主義的文風，經前後七子的努力，終於被掃除了。然而却帶來了另一種模擬抄襲的風氣，這是前後七子的消極影響。起而反對的有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人，又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和鍾惺、譚元春等竟陵派。

明初的劉基，是當時比較優秀的散文家，他的《郁離子》裏，有著很多潑辣的小品文。他的《賣柑者言》，是一篇優秀的作品。他通過賣柑者的議論，尖鋭地批判了統治階級中“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物。

與劉基同時的宋濂，也是明初較爲著名的散文家。他長於寫傳記和記叙文，文筆簡潔，刻畫人物生動，《秦士録》和《送東陽馬生序》是他的代表作品。

前後七子主要是詩歌創作，散文的成就不大，前七子中李夢陽的《禹廟碑》、李攀龍的《太華山記》，後七子中宗臣的《報劉一丈書》等，都是較好的作品。

明代散文中，成績較好的是歸有光，他善於用樸素簡潔的文筆叙述屑細的事件和刻畫人物。他的《先妣事略》、《項脊軒志》、《寒花葬志》等，都是感情深厚、真摯動人的作品。其次公安三袁的散文也頗有生氣，尤其是他們的山水游記，如袁宏道的《虎丘記》、《晚游六橋待月記》等都是一時佳作。

晚明小品，除三袁外，如徐渭、李流芳、鍾惺、譚元春、王思任、祁彪佳等，也都是一時作手，而成就較高的是明末的張岱。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兩書，是很好的小品專集。作者以清麗的文筆，追憶故鄉山水園林，寓國亡家破之痛，感情真摯動人。其中如《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説書》等，前二篇富有濃厚的詩意，可作爲最好的散文詩看。後者用極其簡凈的文筆，刻畫柳敬亭的説書藝術，能於三言兩語中逼真地傳達出柳敬亭説書的聲態，顯示了作者高度的藝術技巧。當然作者清高出世的態度和消極頽廢的思想，也常常從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我們需要批判地對待。

晚明的小品文，是反復古主義鬥争中的産物，同時也是六朝以來小品文的繼承和發展，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有的寄托故國之思，有的諷刺現實，有的刻畫自然景色和風俗人情，顯示了作者們各具特色的藝術技巧，同時也反映這一時期的士林風尚和他們的精神面貌。

明末清初，是民族矛盾特别尖鋭的時代，因此愛國主義思想在清初的詩文裏，有了突出的表現。散文方面，如顧炎武、歸莊、屈大均、侯方域、魏禧、邵長衡等，都是主要作家。其中如歸莊的《與季滄葦侍御書》，侯方域的《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禄書》、《李姬傳》、《任源邃傳》，夏完淳的《獄中上母書》，姜宸英的《奇零草序》，邵長衡的《閻典史傳》等都是優秀的作品。特别是《閻典史傳》，生動地描寫了民族英雄閻應元堅守江陰城的英雄事迹和江陰人民壯烈的鬥争精神，文章寫得真實動人，可歌可泣。比他們稍後一些的全祖望，也是一個優秀的散文家，他的《梅花嶺記》，描寫史可法揚州殉難的事迹，充滿著對民族英雄崇敬悼念的感情，對洪承疇，則進行了極其辛辣的諷刺。

清代沿襲明代八股取士的制度，又迭興文字獄，大量屠殺具有反清思想的愛國文人，對文化界實行專制統治的政策，因此在康熙、乾隆的時代，就産生了桐城派的古文，他們以古文“義法”相號召。所謂“義”，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所謂“法”，就是文章的表現方法。而桐城派所提倡的文章的思想内容，仍然是過去古文家所提倡的儒家的一套封建倫理道德，也就是方苞在《古文義法約選序》裏所説的“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他們的所謂法，主要是文章的結構和語言的雅潔，由於這種思想内容適合於清代統治者的要求，又由於它有一套比較完備的“法”——寫作理論，使人容易執法以試，因此它竟能風行於時，直到清代末年。所以對桐城派的實質，我們應該有所認識和批判；不過在桐城派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寫得較好的作品，不能一概抹煞，例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就是比較優秀的散文。在桐城派風行的時候，較早地衝破桐城派“義法”束縛的是龔自珍、魏源等，龔自珍的《病梅館記》，是一篇反對清代統治者的思想統治，寓意深長的作品。晚清時期，隨著社會政治思想的變革，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發動了維新運動，大力宣傳變法維新思想，對當時桐城派古文所宣傳的陳腐的思想内容，無異於一次有力的衝擊。特别是梁啓超的文章，語言流暢，筆勢雄放，行文浩蕩奔騰，若决江河，有極大的感染力和説服力。他的《少年中國説》，就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不過，對桐城派的徹底廓清，徹底打倒，在康、梁的時代還没有辦到。一直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期，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一方面打倒以孔孟爲代表的兩千年來的封建倫理道德和封建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白話文，號召打倒“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這樣才把桐城派徹底打倒，而散文也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呈現了自己全新的面貌。

以上，概括地叙述了我國三千年來散文發展的一個極爲粗略的輪廓，從這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

一、我國散文的發展過程，與社會現實生活、階級鬥争（包括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和政治思想的鬥争等等）有著緊密的聯繫，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發展的。它的題材的擴大和形式的多樣化，是人們對社會現實認識的深化和反映現實的藝術技巧不斷提高的標誌。從散文的整個發展過程來看，儘管有的著重於對社會黑暗現實的批判揭露，有的著重於對社會理想的憧憬和描繪，然而，積極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一直是我國古代散文的主要内容。在我國古代的散文中，不乏對客觀的自然景色的描寫，重要的是作家們即使是在描寫這種客觀的自然景色的時候，也總是懷著熱愛祖國的壯麗景色的心情來描寫的，有的還常常藉景抒情，托物寓意，使寫景的作品也具有較深的思想意義。那種對社會現實和自然景色無動於衷的純客觀的消極態度，一直是爲我國的優秀的散文家們所摒棄的。

二、散文是一種語言藝術，在我國的散文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杰出的散文大師，除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同情人民，對階級社會的黑暗現實具有批判精神以外；他們在語言藝術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善於繼承前代的書面語言和善於提煉、吸取當代的口語以豐富自己的散文語言。這種情况，無論是司馬遷，無論是韓愈、柳宗元，也無論是歐陽修、蘇軾，都不例外。我們知道，司馬遷的《史記》，一方面大量地吸取並改造了秦以前的書面語言，使之流暢通俗，適合於同代人誦讀；另外，又多方面地提煉並吸取了當時的口語，以便生動地刻畫人物和叙述史事。也就是説司馬遷對先秦以來的語言，做了一番偉大的整理、提煉的工作，使書面語言接近於當時的口語。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豐富了當時的書面語言，提高了語言的表現能力。唐代的韓愈，一方面提倡古文運動，大力反對六朝以來的駢儷文——也就是反對愈趨於僵死的書面語言；另方面，又努力繼承六朝以前的具有生命力的書面語言，同時又吸取和提煉了當代的口語。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新的適合於當時社會的流暢生動的散文語言。這也就是説，韓愈對六朝以來的語言，也做了一番艱巨的整理、提煉的工作，使當時的書面語言比較接近口語，從而進一步地豐富和提高了當時書面語言的表現能力。韓愈在散文語言上的貢獻，其功是不下於司馬遷的。宋代的歐陽修，繼承韓愈的精神，堅决反對當時流行的“西崑體”，發展了宋代的散文。從散文語言的發展提高的角度來看，我們也不應該過低地估價他的歷史功績。司馬遷和後來的韓、柳、歐、蘇，是處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所以他們對散文語言方面的貢獻，特别能顯著地爲人們所認識。事實上，我國古代優秀的散文家，對語言藝術，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貢獻有成就的，而這種成就，歸根結底，都是由於他們善於向傳統學習散文語言，向生活學習新鮮的生動活潑的口語的緣故。

三、社會生活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因此反映現實生活的散文，不論它的題材、形式和風格，都應該是多種多樣的。我國三千年散文發展的歷史，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就題材來説，大至歷史事件、政治事件，小至日常生活、山水草木，作家們都能根據自己獨特的感受，賦予一定的思想内容，把它們匠心獨運地表現出來。就形式來説，我國的散文，有傳記、政論、賦、駢體文、書札、游記，以及各式各樣的雜記小品等等，簡直難以盡數列舉。就藝術風格來説，不同的散文作家，都各有自己的風格特色，他們在我國的散文史上，就像春天的園林，姹紫嫣紅、百花齊放，呈現出與大自然一樣絢爛多姿的燦爛面貌。

我國散文發展的歷史經驗，自然是十分豐富的。上述三方面，不過是極爲粗淺的概括而已。然而，即使如此，這些經驗，也是值得我們很好地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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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古代的文學藝術，我們一向堅持批判繼承的態度，任何時代的文學藝術，都是該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該時代社會歷史的産物，它有自己的時代性和階級性，超時代和超階級的作品是根本不存在的。對古代散文的批判繼承，首先要弄清楚作品的時代性和階級性，然後認真地鑒别它的精華和糟粕。古代散文的作者，自然基本上都是封建階級的知識分子，然而這並不决定他們因此而不能寫出具有人民性的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作品來，因此我們在鑒别一個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時候，需要對作品進行認真的具體的分析。毛澤東同志説：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决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别開來。

這就是我們對待古典遺産的根本方針。違背這個方針，無批判地兼收並蓄，自然是錯誤的，我們首先必須堅决地反對；但是，簡單地理解這個方針，不用歷史主義的態度，而是簡單粗暴地否定古典作品，也是不對的。批判繼承，是一件極爲細緻的工作，我們必須正確地認真地進行。

在古典散文中，有一類作品，雖然没有很高的思想内容，但或者是它的藝術性强，或者是它所反映的生活對於我們還有一定的批判認識的意義，對於這一類作品，我們也不應該簡單抛棄，它也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古典遺産之一。

應該充分地認識到，經過千百年時間考驗的古典文學作品，它在藝術上往往有獨特的成就。這些作品，標誌著古代作家在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和奇思妙想，標誌著他們運用語言的高度技巧。雖然這些作品的藝術成就，仍然帶著它自己的歷史特點，它不可能成爲我們今天藝術創作的現成公式。古代作家們的語言，有些也已經對我們不適用了，然而它仍舊還有值得我們學習和吸取的東西，而且它的藝術技巧，對我們同樣有很大的啓發和借鑒作用。毛澤東同志説：

有這個借鑒和没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决不可拒絶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那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東西。

在我國的古典散文中，這種在藝術上值得借鑒的東西是不少的，我們確實不應該拒絶它。

本書所選的作品，絶大部份是屬於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較高的作品，也有一部份是藝術性較高而思想内容比較一般的作品。不論上述哪一類作品，都必須用批判繼承的精神來對待它，那種把批判和繼承割裂開來分别進行的做法是不對的，因爲它使我們不能正確地借鑒古人。

本書選注，開始於一九六一年春天，當時除現在參加工作的六位同志外，還有鍾賢培同志，後因他工作調動，未能繼續參加。本書完成以前，焦伯華同志也參加了部份的注釋和校訂工作。理應標出，以誌兩位同志的辛勞。

本書選注過程中，曾得到文學研究所王伯祥先生的指教，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則幫助我們解决了許多參考資料，我們一並致以深切的感謝。

我們的工作一定還有很多缺點，期望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批評指正。

最後，謝謝書法家謝無量先生爲本書題籤。

馮其庸
一九六二年六月於人大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