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禎時代，范仲淹是當時朝廷上對政治有革新要求的開明派領袖，他因常論時政的得失，批評以宰相吕夷簡爲首的保守派執政的過錯，引起了保守派官僚的忌恨，被加以“越職言事，離間群臣，引用朋黨”之罪，貶職江西饒州。歐陽修在政治上是同范仲淹站在一起的，所以對此甚爲不滿，但朝廷規定，不是諫官不得越職論事，而當時身爲諫官的高若訥，不僅不肯出來説公道話，替范仲淹辯護，反而趨炎附勢，隨人高下，背地非議范仲淹的爲人，歐陽修更爲生氣，於是便給高若訥寫了這封信。信内痛駡高若訥爲人的卑鄙，揭露他趨炎附勢的僞君子的醜惡面目，表現了封建時代一個剛直的知識分子不畏權勢、敢於説話的正直品格。信裏言詞鋒利，立論明確，虚實並舉，語語擊中對方要害，歐陽修也因此被貶爲夷陵令。從這篇文章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宋王朝朝政的腐敗，和統治集團内部的政治鬥争；另一方面，也可具體看出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虚僞、奸詐的醜惡面貌。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説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説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説。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乃見師魯，亦説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毁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
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 、劉越雖殁，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册，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爲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維幸察。不宣。修再拜。
（鍾賢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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