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王安石推行新法。三年二月，司馬光（時爲右諫議大夫）上疏請罷“青苗法”，又力辭樞密副使（副相）之職不就，並三次致書王安石，説他行新法有四大罪狀：第一，指責新法廢舊立新，名目繁多，爲“生事”。第二，指責新法不把財政工作交給原來主管財政的鹽鐵、度支、户部這三司，另外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理財，爲“侵官”。第三，指責王安石廣置使者，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户（挨户）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是爲“徵利”。第四，指責王安石拒絶接受反對派的意見，爲“拒諫”。最後，綜合“侵官”、“生事”、“徵利”、“拒諌”之罪，要求王安石罷新法，恢復舊制。針對司馬光的指責，王安石寫了這封回信，簡潔有力地駁斥了司馬光，並表示了自己堅定不移的態度。詞簡意切，針鋒相對，充分表現出王安石不爲浮議所惑的堅定立場，和簡練雄健、謹嚴鋭利的論説文風格。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復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争，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徵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徵利；闢邪説，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汹汹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蘆荻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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