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鼂錯給漢文帝的一個奏議書。他著重分析論證了農業的重要性，提出了奬勵糧食生産，促進農業發展，打擊商人投機牟利，以緩和階級矛盾而富國强民的政策。這個政策是漢朝開國以來“重農抑商”政策的繼續；它的實行，的確刺激了農業生産活動，積累了財力物力，使得景帝時出現了一個社會比較安定、經濟比較富足的局面，爲漢武帝時國家的大統一大發展，建立了初步基礎。這個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於農民改善自己的貧困狀况，但是從它的實行中得到受爵、减免租税等利益的，却主要是地主階級；並且所謂“入粟縣官”，實際上也是封建統治者的一種新的剥削方式。
本文的主題思想是肯定農業的重要地位，要求重視和發展農業生産。爲了展開自己的論點，闡明中心思想，作者從歷史的和當世的不同角度加以分析説明，其中特别揭露了農民的貧困勞苦，抨擊了商人驕奢享樂和政府的急徵暴斂，呼吁最高統治者加以重視。文章辭意明暢，論述深刻，邏輯嚴密，語言簡練，没有繁縟的鋪叙和華麗的詞藻，表現出一個政治家的文章的特點。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灾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農，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盗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李永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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