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作者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号紫薇，人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靖康初官祠部员外郎，绍兴六年（1136）赐进士出身，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因赞成恢复，倡政治清明，忤秦桧而罢职，提举太平观卒。诗学黄庭坚，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有《东莱集》《紫薇诗话》。其词今传二十七首。
鉴赏
今人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提出“比喻有两柄亦有多边”的命题，他说：作为喻体的某一事物，“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此为喻之“两柄”；又因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以月为例，“形圆而体明”，意蕴甚多，“立喻者各取所需，每举一而不及余”，此为喻之“多边”。据此我们发现，吕本中这首《采桑子》，竟十分巧妙地将月喻之“圆”与“明”二边相互对立，成为相反的“两柄”，又和谐地统一在同一艺术整体中，创造出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词，钱先生的论点在这里也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词描画了这样的情境：一位思妇，夜不能寐，独立江边楼头，遥望当空明月，寄情远人，亦怨亦慕，从心底发出一番深沉的浩叹：“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你看那轮明月，多像一位忠诚的伴侣，日日相随，依依不舍，而我的夫君却总是别家他去，让妾独守空房，踯躅江楼。在这里，月亮作为喻体，是正面形象，它温情脉脉，反衬出那位夫君的薄情。词的下片依然就月设喻，却掉转笔锋，另辟新境：“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这位思妇从分离的经久，又想到欢会的短暂，夫妻恩爱、厮守相对的时辰总是稍纵即逝，恰如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月之中，缺有八九，团团当空，又能几时？在这里，月亮作为喻体，又成为反面形象，同样衬托出那位夫君的薄情。这互为矛盾的两种相反的意象，都被一条感情的纽带紧紧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上下片开端的那个“恨”字。这是民歌中“冤家”“对头”一类的所谓“冤亲语”，责詈声中更加重感情的分量。女主人公思夫不得，便寄情明月，正说反说，俱是愁痕，而“恨”之愈切，则“思”之愈深。
这首词写思妇怀远，就其内容而言已属司空见惯。作者选取的明月这一意象，也因被历代诗人们反复吟咏，多方立意，而近乎俗滥了。但是，艺术的高手就正在“用常得奇”处见真功夫。作者借喻之多边，正反设譬，又借词之分片，互为对比，除凡去俗，点铁成金，使得明月这一古老的意象重新焕发出新鲜的光彩，而思妇那一腔怨恨而又祝祷、渴望而又无奈的复杂心绪，也在月光的映照下被凸现得十分鲜明。“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肖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只有生生不已的艺术创新，才能不断打破窠臼，为文艺百花园增添新的奇葩。吕本中的《采桑子》再次说明了这条定律。
（蔡毅）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鉴赏
这首词一题“旅思”，可知是写羁旅行役之感的。“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词起笔便勾勒出主人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赶路的苦况。作者在这里运用了古典诗词特有的“凝缩”手法。乍看词句主谓宾似乎搭配不当，细涵咏之，却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山间驿路，溪上板桥，斜月西隐，寒霜满地，一个“侵”字，一个“度”字，生动而传神地描画出一个风尘仆仆的行路人的身影。“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在山间早寒、一片萧瑟的秋景中，作者别具匠心地缀以一枝黄花，鲜艳夺目，唤起一种愉悦的美感。这种手法，在词家术语中叫做“刷色”，沉闷灰暗的氛围中透出些许亮色，便使画面显得丰盈多姿。然而，作者的真正用心，还在借“黄花”引出“重阳”。节逢重阳，却身在“乱山深处”，那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了。为什么呢？古人习俗，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要登高、饮酒、赏菊，而这些活动，都是在家人团聚的境况下进行的。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的名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传达的正是那种深厚的手足之情。作者从悦目的秋菊，联想到自己孤身跋涉，从而引发出对家乡欢乐往昔的回味和向往，对家人深切的关怀和思念。这种浓郁的乡愁，作者并没有直接道破，只借“重阳”二字轻轻点出，并把它作为伏笔，埋了下来。
换头仍以“旅”接前，时间却由昼入夜，有承有转，引出下片。“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元”，同“原”。“寒更”，秋夜的更声。夜投旅舍，久未入梦，孤寂单调的寒更声声入耳，更感长夜难挨。日间旅途所见不觉浮现眼前：“只言江左好风光。”“江左”，江东，这里泛指东南地区。东南山水奇绝，风光秀美，曾使多少骚人墨客驻足流连，赞叹不已。但作者却没有那份情趣和兴味，如同三国时王粲在他乡登楼感叹“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楼赋》），词在歇拍处也终于一语道破真情：“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原来作者的故乡寿州，此刻正在金人南侵铁骑的蹂躏之下，他有家难归，满腔悲凉。我们再联系上片对山中重阳的感喟，恍然悟到：词中之“旅”，乃是作者在避寇南徙；词中之“思”，乃是深切的家国之恨。结末这凝练而又含蓄的一笔，犹如灵睛一点，使题旨豁露，情景俱出，整首词一并活了起来。而前面的种种描写，不过是铺垫、衬托而已，都是为末句的陡转做准备的。这就叫“卒章见志”，这就使该词与一般羁旅之作有了区别，打上了他那个动乱时代的鲜明烙印。至此，我们不禁为作者精巧的构思拍案叫绝，同时也更深切地沉浸到他创造的艺术氛围中去，感受到他那一片爱国热忱。
宋王朝南渡之际，面对国家残破、民族危难的严重局面，爱国词在词坛上大放光彩。作为这一词派的主旋律，当然是那些金戈铁马、踔厉奋发之作。但如吕本中《南歌子》一类低沉哀婉的作品，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人们的爱国情绪，因而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至于其在艺术上的创造，则更有值得借鉴之处。
（蔡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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