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盈如冲，其用不穷。大直如屈，大巧如拙。

——《道德经·第四十五章》

上一讲，我们通过解读和分析《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老子大约是生活在春秋末年的人，他与孔子同时，很有可能就是《道德经》的作者。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因为还是有学者不相信《史记》的记载。他们认为，即使老子就是孔子问礼所请教的老聃，他也不会是《道德经》这部书的作者。这部书应该写得很晚，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

比如钱穆早就出书论证《道德经》一书晚于《庄子》，他说应该是先有老师的详细论说，后有学生的大纲式笔记。《道德经》就好像是读《庄子》的笔记，所以应该晚于庄子。钱穆还有不少论证，但影响不大，特别是郭店竹简出土以后，他的假设就无需讨论了。因为郭店竹简出土的墓下葬在公元前287年，竹简抄写的年代以及母本一定更早，说明《道德经》的流传不可能在战国中期以后。但英国的著名汉学家葛瑞汉也在他的书中将《道德经》排在《庄子》后面。这种做法在国际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一位德国学者甚至出书说《道德经》这部书没有作者，没有主题，是很多人的言论拼凑起来的，就像在网络上你一言他一语拼凑起来的。

我长期研究《道德经》，有自己的看法，也重视别人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前人学者的研究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也不能将他们奉若神明。还是应该以学术讨论的原则找证据，探讨可能的真相。

对于《道德经》的作者问题，我认为如果它成书的时间有可能在春秋末期，那么它的作者很有可能就是老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道德经》有突出的原创性和大体融贯的思想核心和系统，不太可能是很多人的集体创作。比如，《道德经》第一次将“道”字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和总根据；《道德经》是第一个使用“自然”的先秦典籍，又都是与道、圣人、万物、百姓这些高层和总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道德经》还是第一个将“无为”作为行为原则反复强调的文本；此外，《道德经》还是第一次将万物与人世存在和发展中的正反相生和互转的关系揭示出来，比如我们常说的有无相生、物极必反，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很难想象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系统是很多人杂凑出来的。

有朋友说，《道德经》是滚雪球似的滚出来的。的确，《道德经》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所修改、增删，但是，通过对《道德经》文本演变的分析，包括郭店竹简本，马王堆两种帛书本，北大藏竹书本，传世的傅奕古本（即项羽妾冢本），以及通行的王弼本、河上公本逐字逐句的对照、比较，我们发现的确有很多人分别参与编辑修改原文，但他们对字、词、句的增删改动，大多是为了体现和突出原文已有的句式、修辞和思想概念。如果真有滚雪球的现象，那也先要有一个最初的作为核心的球，从《道德经》的文本来看，那个最初的球也必定是某人原创的，不可能是拼凑而成的。

那么，如果《道德经》是由一人所写，那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会不会就像钱穆和很多西方学者所说的，他是远远晚于孔子和庄子，直到战国时期才完成的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都知道，《道德经》中有很多韵文，所谓韵文，就是前后押韵的句子。一般来讲，韵文的格式相对稳定，并且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比如我们熟知的《诗经》和《楚辞》都是韵文，但是春秋时期的《诗经》体就不同于战国时代的楚辞体。

《诗经》是典型的四言句式，比如开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楚辞的典型句式则是六七言交替，比如：“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胡适先生曾说，《道德经》的韵文是楚辞体，但是倘若我们仔细地比较《道德经》《诗经》和《楚辞》，就会发现，《道德经》和《诗经》更接近，比如，《道德经》的韵文主要是四言的，像下面这一段：

大成如缺，其用不敝。

大盈如冲，其用不穷。

大直如屈，大巧如拙。（《老子·第四十五章》）

很明显，这种四言句式与《诗经》一致，而不同于《楚辞》。除此之外，《道德经》的韵文在韵式、修辞、和韵等方面，也都更接近于《诗经》。因此可以说，《道德经》的成书时间更接近于《诗经》的年代，即春秋末年以前，而不会是《楚辞》即战国中期以后的年代。

可能读者会问，《诗经》与《楚辞》的不同会不会是南北地域的不同，而不是年代的不同呢？关于这一点，张敬文以及张松如的《中国诗歌史》早就指出，春秋时期，即使是南方的诗歌，也与北方的《诗经》体式大体一致，而战国时期，即使是北方的诗歌，也与南方的《楚辞》体式相似，比如战国时期的北方流传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战国策·燕三》）就非常接近《楚辞》的六七言句式。所以，《诗经》《楚辞》的不同不能被看作地域的不同，而是时代的不同。

也有人说，后人可以模仿《诗经》体，与《诗经》体相似不一定就是早期的作品。抽象地说，后人模仿前人是可能的。但是，孟子曾经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这说明战国时期《诗经》的影响已经衰微，而《道德经》并非有意作诗，而是散文格言体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少《诗经》风格的段落，完全没有模仿的痕迹，也没有模仿的必要。

所以，根据《道德经》的韵文与《诗经》相同，我们可以说《道德经》很可能或应该是春秋末年、《诗经》尚有较大影响时的作品。

那么，《道德经》一定是老子本人写的吗？事实上，因为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中国古代文人一直把老子视为《道德经》的作者，也把《道德经》的思想视为老子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初疑古派的出现。疑古派的创始人是顾颉刚。他的疑古主张来自对古代神话的研究，他发现古代越早的神话越简单，越到后来神话发展越详细，这是层层积累的。他由此将这种层层积累的理论推广到古代历史研究上，认为越是记载详细的历史越是晚出。这样，他对传统的关于古代历史的记载就提出许多大胆的怀疑。在这种怀疑思潮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古代的历史和经典，提出很多对古代历史记载的质疑。比如，钱穆提出《史记》记载有两部兵法，一部是著名的《孙子兵法》，即孙武子的兵法，另一部是齐国的《孙膑兵法》。钱穆说，没有人看到过《孙膑兵法》，恐怕是司马迁搞错了，将一部《孙子兵法》分成了两部。这纯粹是推测，推测的根据是没有记载有人见过。但是，没有人见过或没有第二或第三个历史记载不等于第一个记载就一定是假的，或记载的内容在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本来，这样的推测是无法证明对错的，因为没有证据。巧的是山东临沂同时挖出了两部孙子兵法，证明司马迁所记载的是历史事实，不是乱说。这也证明钱穆等人的这种历史考据方法是不可靠的。

在同样的疑古思潮影响下，钱穆也努力证明老子《道德经》一定晚于《庄子》，英国的著名汉学家葛瑞汉，日本的知名学者池田知久都设法证明《道德经》出现得很晚。这些证明都不可靠，已经再三被出土文物证明了。

那么，这种方法为什么不可靠呢？原因之一是他们推论的大前提错了。大前提错了，下面的推论再严密都没有可靠性。这里只讲一点，他们的推论前提实际是假设古代的书都能流传到现在，或者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古书就是古代所有的书，所以我们看不到的书，或者看不到后来的相关记载，就可以假定它们不存在。但现在出土文献越来越多，仅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中的文献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

当然，我并不是要说疑古思潮一无是处，对古代历史和古籍不能全信，也不能全不信，不能以为信古就一定好，或疑古就一定对。还是要看材料，看证据，看推论逻辑是否可靠。总体来看，疑古思潮的很多看法和结论都被考古发现推翻了，但疑古思潮提倡理性的怀疑精神，反对盲从，这本身还是有思想价值的。

最后，总结一下：《道德经》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鲜明的原创性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应该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而非众人杂糅拼凑而成的，通过分析《道德经》的韵文风格，我们发现它和春秋时代的《诗经》体式上有很多相似性，因此很有可能是春秋末期就已经出现的作品。此外我们还聊到了疑古派对《道德经》作者的种种怀疑。在下一讲，我们要来聊一聊《道德经》究竟是不是一本讲“帝王术”的阴谋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