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听了您讲解的老子、庄子的区别，我想到：后来人们对道家产生谈玄说妙、隐逸避世的印象，以及道教炼丹辟谷、修炼等神秘的认知，是不是和庄子思想的关系更密切？听了您的讲授，我觉得老子的思想并不消极，相反他很“入世”，只是他看问题的视角宏大，与普通人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一般人对道家的出世的印象，对老庄思想出世的印象并不是很严格或者很准确的。但是要说老庄很入世，或者老子很入世，可能一般比较难以理解，因为入世、出世可以有程度的不同。这位朋友讲老子看问题的视角宏大，和旁人不同。这点是对的。如果说老子也入世，那么他的入世和孔子的入世还是有不同。孔子的入世更直接地涉及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确，老子看问题的角度宏大，更注意宇宙的起源、万物的总根据、最理想的社会秩序，这些问题的确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可能给人一种出世的印象。但出世、入世都是有程度的不同的。说到很多印象，关于玄学、隐逸避世、道教的修炼这些问题，可能跟庄子思想关系更密切，大体这样说是可以的。我没有太多的补充，只是说入世有不同程度的入世，出世有不同程度的出世，在这点上还可以作更细致的区分。
刘老师，请问老子的天下观，和儒家“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有什么区别吗？
我想主要区别在于儒家它以道德理想为核心，而老子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道德的。他看到了道德的社会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强调道德，就会流于形式、流于教条，变成一种强制，就会出现虚伪。所以他考虑的问题就层次来说更高，他关心的是万物的全体。万物的全体和万物一体还是不一样的，万物一体它是以某一个标准为统一的模式，而老子的万物全体，它是容纳多样性、多元化的一个全体，不是按照一个统一的原则的整齐的一体。“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这个万物的自然不是万物都统一到某一个道德理想的模式上去。那么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这个万物之自然恐怕也是多元化的，这一点老子和儒家的理想恐怕是有所不同的。“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都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为核心、为标准，而老子的天下是没有远近、没有亲疏、没有道德上的高低这样的考虑。
刘老师，何炳棣先生力主《道德经》思想，如辩证法等，源自《孙子兵法》，您怎么看？
这个很巧，何炳棣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时候，讲到了《孙子兵法》和《道德经》的关系，我去听了。何先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而且他是研究经济史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在美国学术界、国际学术界影响都很大。听他的演讲，坦率地说，我有些失望。因为这不是他的本行，不是他的专长。他考证老子思想比较晚，认为老子思想、辩证法源自孙子兵法。我当时听了以后，感觉很失望的原因是他没有什么新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视角，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习惯的一些考据方法和想法。说老子发展了孙子的思想，这其实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个推测。那么我们前一段也讲过，《道德经》是不是兵书？《道德经》跟兵书很不相同，仅有一些表面的相似，有一些细节的相似。兵法他要强调用兵的各个方面，而老子他只讲了用兵的“兵者不祥之器”反对战争、限制战争的这一方面，这个是不能作为兵书来看的。如果说《道德经》来自《孙子兵法》，这个就很难解释。至少在年代上，他就要证明《道德经》很晚才成书。
在我看来，《道德经》很晚出现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
另一个就是说，孔子和老子相见，是儒家编出来的，以抬高孔子的谦虚好学。这是英国汉语学家葛瑞汉的说法。刘殿爵也赞同，认为孔老相见就是道家提出来抬高老子的。
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我提到，在《礼记·表记》中有四段故事，这四段故事中有七八次孔子明确说到“吾闻之于老聃曰”或者“老聃云”。他引用的老子的话，都是非常具体的技术性的细节，是丧礼的细节。比如君王的宫中有个孩子死了，那么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埋在宫中；又比如什么什么人出殡了，遇到了日食，为什么要停下来，等日食过了之后才能走。这都是相当技术性、知识性的记载，根本不涉及孔子和老子谁高谁低，表扬谁，贬低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很多人不相信孔子和老子见过面，但是如果你相信《礼记》是儒家的典籍，儒家的典籍又记载的那么详细，都是问老子关于丧礼的具体细节，那你很难怀疑老子和孔子相见的这样的技术细节。另外我也讲到，如果你看《道德经》中的韵文部分，和《诗经》在韵式、句式、修辞还有和韵等方面都是相当一致的，而和《楚辞》是相当不同的。这点说明《道德经》的写作年代可能是在《诗经》还比较有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不是在战国后期《楚辞》风格占据了大江南北的时候写就的。所以我个人不赞成何炳棣先生的这种说法。
“乐杀人者不可得志天下”，到了以杀人为乐的时候已经是令人心发狂的阶段，已经无道了。道须臾不可离，无道了就完蛋了。不单是战争，投资市场心发狂的时候也就是结束的时候。所以，《道德经》不是兵书，不是投资理论胜似兵书、投资圣典。
这个朋友的说法，我原则上同意，讲得很好。我只想补充一点，老子的道他有不同含义的，它可以是宇宙总根源或者总根据，也可以是天之道，也可以是圣人之道。如果是讲圣人之道、天之道，有时候更侧重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如果是作为宇宙总根源、总根据，它就是万物运行的普遍的规律性东西的一个根源。另外平常说的道又有正义、道德的一个意思，这个时候的道不一定就是老子的道，这一点我们要稍微区分一下。
请问老师，《道德经》中的“常”字，原本都是恒字吗？如果不都是，哪些是，哪些不是呢？
这个问题就比较具体了，很学术。谈的是这个“恒”字和“常”字在不同版本中的用法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汉文帝刘恒他当了皇帝以后，“恒”在所有经典中抄写着就会改成“常”。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德经》大部分是“常”字，“恒”字基本比较少。但是帛书本和竹简本就是用“恒”字比较多。那么是不是最早的版本都是“恒”字，没有“常”字呢？其实也不是。据我所知，帛书本和竹简本都有两处是用的“常”字，第十六章“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第五十五章帛书本作“和曰常，知常曰明”，竹简本说“和曰常，知和曰明”，帛书本和竹简本有一个字不同，一个是“和曰常，知常曰明”，一个是“和曰常，知和曰明”。按照竹简本“和曰常，知和曰明”，那“和”字比较重要，按照帛书本“和曰常，知常曰明”，那就是“常”字比较重要。我认为可能竹简本的说法更接近于原始的文本，原因我们就不细讲了。这两处的“常”字用法早于刘恒做皇帝的时候。在刘恒做皇帝以后“恒”都改成“常”，这两章的“常”字就跟一般的常字混起来了。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两章是用的“常”而不是“恒”？这说明“常”和“恒”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区别在哪呢？这就很难讲，古文字里的同义词辨析不是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料也不是太多，我现在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讲法来区别“常”字和“恒”字。
我个人仅仅根据《道德经》的文本来推断，可以改成“常”的那些“恒”大概就是通常的一个字，相当于经常吧。而帛书本和竹简本这两处“常”可能有更重要的或更高一级的意思或者是不同于一般的经常的意思，可能有恒常这样的更重要的意思，或者价值观念上更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个人的推测，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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