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道德经·第七十八章》

老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支奇异的花朵，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地位。但老子思想在自己的故乡却很难得到普遍的正确的理解。这一点老子本人也是相当清楚的。所以《道德经》第七十章说：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

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

……

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

知者希，则我贵矣。

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这里我引用的是帛书本。大意是我所说的话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但天下之人却没有人能够懂我的话，没有人能按照我的思想行动。……因为大家都不懂深刻的道理，所以不懂我的思想。理解我的人很少，所以我的思想更为宝贵。所以说圣人穿的是粗布衣服，却心怀宝玉。《道德经》第七十八章还说过：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是说天下最柔弱的就是水，但是水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攻取坚强的东西。没有东西可以代替水来攻取坚强之物。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个道理天下尽人皆知，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实行。上面老子说自己的思想一般人都不懂，但是虽然大家都懂得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却还是没有人来实行这个原则。可见，老子的思想懂得的人很少，能实行的人更少。

但有趣的是，老子在世时，理解他的人很少，可他去世一千多年以后，他的无为理论在欧洲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西方学者都相信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影响深远的laissez-faire与老子思想有直接关系。

laissez-faire是法文构成的一个词，大意是让它去吧，不要控制，一般翻译为不干涉主义，或自由放任政策。

这种说法在西方不绝如缕。1999年6月10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西方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基本观念得益于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该文说“laissez-faire”一词是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在1758年创造的。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其思想资源却来源于《道德经》，是他用“laissez-faire”来翻译老子的“无为”。他的思想对更有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这篇文章说，魁奈思想的灵感主要来自1740—1756年间经常到中国旅行的皮埃尔·波弗尔（Pierre Poivre），他是园艺学家和植物学家，也是去往印度洋地区的传教士。他将中国描绘成玫瑰式的图画，将中国看成世界上最幸福、组织最健全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人的行动最接近于自然界的运行模式，也就是农业运作的模式。国家有意识地支持和维护这种运作模式，鼓励农业发展，尽可能减少束缚农业自由发展的国家法令和税收。这种原则的哲学表达就是自然界会自动趋向和谐与均衡，这不需要强力和控制，而是通过遵循自然自身的原则，也就是“道”。皮埃尔非常佩服中国人将高度的组织化和柔弱的政府管理手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经济自由。当时的中国人告诉他这种状态就接近于老子所说的无为的原则。

在现代中国人看来，这些法国人的描述或许有误解夸张之处，但是他们对农业和经济发展的最好模式的基本观察却是正确的。而我们自己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大概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魁奈一派的学说习惯上被称为重农主义。所谓重农主义的法语原文是“physiocratie”，由希腊文字根自然（physis）和主宰（krateo）合成，“意谓自然的统治，由此引申出人类社会须服从自然法则以谋求最高福利的涵义。”（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据说此字由魁奈创造，后来亚当·斯密将魁奈及其学派的理论称为“农业体系”，与重商主义相对照。随着亚当·斯密学说的流行，“physiocratie”这个字就逐步成为农业体系的代名词。中日学者又译之为“重农主义”，并将魁奈的团体称为“重农学派”。显然，称魁奈的学说为重农主义并不恰当，所以有人主张将魁奈的理论直译为“自然政治派”。的确，这一派的学说重点是“政治社会的自然根本秩序”，而不是农业本身（同上，第104页）。

魁奈一派的理论特点是从自然秩序中引申出经济自由主义和不干涉主义。法国皇太子曾问魁奈：“如果你是国王，你会干些什么呢？”魁奈回答：“什么也不干（nothing）。”皇太子又问：“那么谁来统治呢？”魁奈回答：“法律（the law）。”（同上，第234页）这和汉代萧规曹随的典故似乎相似，不同的是曹参依据的是前代行之有效的政策，魁奈倚靠的是自然而然的法则，而自然法则与老子的“利而不害”的“天之道”是一致的。

另有一次，国王对于牧师与议会之间关于统治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感到十分厌倦，一位大臣便向国王献策说“统治国家的不过是枪戟而已”。魁奈当时便插问：“那么谁来统治枪戟呢？”那位大臣无言以对，魁奈便说：“那就是民意。”魁奈的观念和《道德经》的“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十章）相一致，与儒家“天听自我民听”的传统也是一致的。

魁奈的思想与当时欧洲流行的观念很不相同，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却有重要影响。难怪当时的人称魁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天才”，“欧洲的孔子”，“现代的苏格拉底”，“现代的摩西”。亚当·斯密提到魁奈时说魁奈本人是非常谦虚的，但他是我们整个学派的始祖，我们对他的钦佩，绝不亚于古代哲学家对哲学体系的创始者的崇拜。“整个学派对其始祖──他本身是非常谦逊而朴实的人──的钦佩，绝不下于古代哲学家对体系的创始者的崇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初稿也准备献给这位“非常有天才而渊博的作者”，“最谦逊而朴实”的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但因魁奈的去世而作罢。马克思亦称魁奈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谈敏博士的三十万字的专论即题为《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这一事实的发现说明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与现代社会的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是相合的，绝非格格不入。

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就是限制政府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中国在四十年前启动的改革首先在农村成功，基本上是放开了对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如何种的限制，是减少政府“指导”“控制”的结果。因为农民最知道当地的土壤、气候适宜种什么，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给农民自由，就是“辅万物之自然”，农村改革成功就是“无为之益”的体现。城市改革困难得多、复杂得多，但基本方向也是要让企业和经营者有更多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而不是规定他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其方向和“无为而治”也是一致的。

总之，高度集中的管理方法、大有为的政治原则把整个国家、社会的生存发展系于少数人的才智和意志，限制了绝大多数生存个体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如果这少数人犯了错误，则会扼杀、摧残大多数生存个体的生存机制。这里所说的生存个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工厂、一个地区。如果所有的生存个体在“辅万物之自然”的原则下蓬勃发展，国家的经济怎能不好呢？通过西方经济学吸纳道家无为理论和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到老子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不仅有古代的合理性，而且在现代也有其实践的价值和优势。

简单地说，道家的无为之治绝不是不负责任、不做事，而是要以更大的眼光、更高的境界和更有效的方法去“辅万物之自然”，达到表面上的积极有为、强制管理所达不到的效果，也就是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