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庄子·德充符》

我们反复讲了老子之自然的概念意涵以及特点，我们已经强调将通常的“自然”的许多含义用于理解《道德经》是不恰当的。因为《道德经》的“自然”有最高的、整体的、价值的含义，意味着其中的“自然”是值得我们自觉追求的意思。《道德经》中的“自然”的这些含义是独特的，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的很多含义。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往往和个体本性联系起来，是个体本性的自然；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也往往和无意识的状态相联系，与人的自觉意识无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还往往和自然规律或历史规律等同起来。

这些常见的理解是相当普遍的，但它们不是老子的“自然”的含义。那么它们是哪里来的呢？这就是这一讲中我们要介绍的内容。我们将通过介绍“自然”一词的词义和用法的演变或蜕变来说明多种不同理解的历史来源。这一演变以老子思想为开端，会涉及韩非子、庄子、河上公、王弼和郭象。展示这个演变过程可以让大家进一步地、更好地理解老子“自然”概念的独特性，理解老子的“自然”与后来的各种“自然”的关系和不同。

一般人都会将老子和庄子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二者所说的自然有重要不同。《庄子》内篇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大意是说，我所说的“无情”，是人不应该因为喜怒好恶而伤害身体内在的健康，而是应该因任自然而不刻意追求长生。显然，这里的自然已经不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和目标，而是自己的意识不应该操控的外在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这里的自然虽然讲的是人的身体的健康问题，但这个自然已经不是人的意识追求的对象和目标，与人的意识活动无关，人对它只能因顺，而不能试图改变。内篇另一处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这是在讨论如何达到天下大治时的说法，大意是应该安然随顺外物的自然而不要有个人的私心，这样天下就能大治。这个自然也是在自身之外，顺物自然就是让身外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趋势发展，不要用自己的个人意念去干预它。

简单地说，《庄子》内篇说的自然都是在个人目的和意识之外的。这种自然有两个要点与老子的自然不同。第一，自然已经不是应该追求的价值；第二，自然已经开始被归入“外物”；第三，自然是不能，也不应该去改变的，对自然只能因任和顺从。庄子开始讲因自然和顺自然，自然是因顺的对象，而不是努力去实现的原则，庄子讲得不多，开个头，后代越讲越多，越讲越明确，于是这种理解和说法逐渐被演化成后代思想的主流。显然这和老子的自然作为圣人要追求、实现的自然是不同的，而是将自然看作外在的应该顺应的趋势，自然的这种意思在现代汉语中也有，也有人用这个意思来解释老子的自然。简单地说，到庄子的时代，这时的自然已经被客观化和外在化了，意思是说它已经不是人要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是外在的与人的意识活动无关的客观趋势。

《韩非子》书中也有8处用到自然一词，这8处的自然也都被外在化、客观化了，是人要顺应的外在力量，而不是要追求实现的目标了。如《喻老》篇说：“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韩非子·喻老·夫物有常容》）这里说的后稷是上古传说中的黄帝的玄孙，是农业之神。这段大意是说以个人的力量，即使是古代著名的神王，只靠一人之力也是不足以成大事的，但是，如果随顺自然，即使是奴婢，也会有超出需要的收获。所以老子说，凭借万物的自然而不敢有所作为。注意，这里韩非子将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的“辅”字改成了“恃”字，“恃”字是依仗、凭借的意思。“恃万物之自然”，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辅是一种主动发出的动作，是为了达到某种更好的效果。而“恃”则是依仗已经有的外在之物。韩非子还说过“守成理，因自然”（《韩非子·大体》）。就是说，应该恪守已经有的道理或原则，同时因任万物之自然。和庄子的用法类似，韩非子对自然的理解和使用也是将自然外在化、客观化了。在韩非子这里，自然也不是一种值得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和理想。

这种变化在河上公的《道德经》注中继续发展。他的注用了20次自然，比例是比较高的。河上公所说的自然也继承了庄子开始的因任自然之义。比如对于第五章“天地不仁”一句，河上公注释说：“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就是说，天之降雨露，地之生化，都不是有意对人类施舍仁义恩惠，而是因任自然的结果。第三十八章注中也说道：“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养人性命。”意思是在上位的要以德性教化万民，还要因顺自然，养育百姓的性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顺自然的说法以外，河上公的注还引入了性和性命的概念。在注释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这一句的时候，河上公注道：“道性自然，无所法也。”道性就是道的本性，河上公用“道性自然”解释并代替了“道法自然”，这是个重要的改变。为什么说重要呢？

“道法自然”本来是人应该有意识地来效法和实践“自然”的原则，是人应该有的行动或行为方式，但改成“道性自然”以后，人的能动性没有了，人应该如何做的意思也没有了。自然变成了道自己的本性，所以他说“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这样就是道自己法自己，完全没有法的目标和对象了。

在注释第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时，河上公说“教人反本实者，欲以辅助万物自然之性也”。他把辅万物之自然改成辅万物的自然之性，这样自然的状态作为辅的一个目标就消失了，自然就变成了万物的本然之性，成为万物中普遍存在的客观化的属性，这种自然不再是最高的价值。简单地说，自然在《道德经》中的最高价值的含义、整体目标的含义都消失了，自然作为万物之性就变成客观化的、个体化的、普遍化的存在了。河上公的这种解释被王弼进一步发展强调，几乎成为《道德经》思想的定论。

河上公的注释因为内含比较多的宗教信仰、个人修养的成分，在道教系统影响最大，而王弼的《老子注》则在文人系统中有最大的影响。到了近代，则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典籍。这可能是因为王弼的注释将《道德经》原文中比较模糊、比较复杂、比较多样的观点和思想条理化、明确化了，也简单化了。王弼《老子注》在中国古代思想文献中，可能是最重视思想的一致性和概念清晰化的典籍。比如，《道德经》原文中的道有“有”的特点，也有“无”的特点，王弼则干脆将道当作为“无”了。《道德经》原文中的自然含义和用法不那么清晰，王弼则明确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把自然直接当作万物之性，这比河上公的说法更直接，更明快，更一致。在王弼这里，自然的含义作为万物的本性变得简单、清晰了，他反复讲因自然，任自然，顺自然，此外还有天地任自然，荡然任自然，任自然之气，守自然，合自然，达自然，不违自然，不害自然等等。王弼的注释似乎比《道德经》原文更重视“自然”这一概念，使用也最频繁，但是自然的实际含义变了。“自然”作为万物的既有的自然本性，不再有整体的意义，也不再有理想和价值的意义。王弼的注释一方面对传播老子思想有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遮蔽了《道德经》本来的一些思想精华和复杂的面貌。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郭象关于自然的解释和用法。郭象注释的《庄子》影响很大，他虽然没有注释过《道德经》，但是因为《庄子》也是道家经典，而他对自然的解释和自然的字面意思相当一致，所以，很多人不自觉地就将郭象的自然当成了老子的自然。

郭象没有直接解释老子之自然，但是他关于自然的理论很独特，作为“自然”一词的演化，也很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他认为万物都是独自存在的，也就是“独化”的，就是万物之间没有生成关系，都是自己那样无缘无故地存在着的。郭象注《逍遥游》说：“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就是说万物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存在着，就是自己那样。自己那样，就不是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所能造成的。他说的自然就是自己那样，与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关系。郭象还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意思是说万物都必然将“自然”作为正的标准。自然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因引起它，它自己就是那样。所以鲲鹏能高飞，斥小鸟能低飞，大椿树能长寿，朝菌很短命，所有这些都是它们自然而然的能力，不是任何行为、任何外因的结果。没有任何原因而自己能够那样，这就符合所谓“正”的标准。因此乘天地之正的说法，其实就是顺应万物之性。总之郭象所说的自然就是绝对的自己如此，没有任何原因和动力的作用。这正是“自—然”这两个字组合的字面意思。不少人也是按照郭象这种自然来理解老子之自然的。

总结一下，老子的自然是最高的价值目标，是要自觉追求和实现的理想状态。从韩非子开始，自然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外在力量，人们应该顺应它，不能改变它。河上公进一步发展了自然的外在化趋势，并且将自然和个体之性联系起来。王弼则更明确地将自然与性等同起来，提出万物以自然为性的理论，主张人们理所当然地要顺应一切个体的本性。郭象则进一步将自然解释成一切个体自己独立存在的自己而然，这时的自然与人的价值目标已经毫无关系了。

回顾老子“自然”蜕化的历史，我们看到从老子到郭象，自然的词义和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自然从整体的概念变成了个体的概念；第二，自然从圣人要追求和实现的对象变成了只能被动顺应的趋势；第三，自然从最高价值变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简单地说，这个演化过程是从整体到个体，从追求到顺应，从价值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