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道德经·第十三章》

上一讲我们讲了老庄思想和魏晋玄风的关系，这一讲来讲一下老庄思想与道教的关系。

大家知道，我们说的道家是指老庄思想，偏重于哲学思考；我们说的道教往往指儒释道三教中的道教。区分道家和道教是20世纪以来的习惯，受西方宗教和哲学的区分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基本上都是沿袭西方的学科分类传统。采用这种分类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有帮助的，但是也常常有方枘圆凿，难以完全相合的情况。就以道家和道教的区分来说，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宗教研究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事实上，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哲学和宗教之间是没有明确区别的，所以也有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

道家哲学和道教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老子是思想家、哲学家，但也被奉为道教的创始人，或者被当作道教神仙谱系里的尊神而受到膜拜。道教的早期著作《太平经》和其他典籍都声称起源于老子的传授。为了与佛教抗争，后来的道教徒甚至说老子曾经西去启迪佛陀，所以有了《老子化胡经》。许多道教尊贵的封号也被赋与老子，如“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等等。庄子在唐代也被封为“南华真人”。与道家有关的列子等也被封为“冲虚真人”。

与此同时，道家哲学的典籍也变成了道教的经典。《道德经》被称为《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真经》，《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列子》被称为《冲虚至德真经》，《文子》被称为《通玄真经》。道教还从道家哲学中吸取了许多概念和观念，例如“道”“气”“天”“德”“自然”“无为”“坐忘”和“真人”等等。道教的很多经典，诸如《太平经》《抱朴子》以及后来的著作中，明引或活化《道德经》或《庄子》的文句和概念随处可见。

早期的道教可以追溯到天师道。虽然天师道接受了更早的《太平经》或太平道的宗教观念，但是天师道有他们自己的经典，这就是《老子想尔注》，《想尔注》形式上是对《道德经》思想的一种解说，实际上初创了道教的基本理论。《想尔注》从道教信仰的立场出发，对《道德经》作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它认为老子本人就是神，就是道。它说道是散形而为气，气凝聚而成太上老君，成为创教之神明。由此可以看出早期道教与《道德经》的渊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可以追溯到对老子的信仰。不过，这个“道”在最初的道家思想中并不是神，而是非人格的宇宙总根源，但是在早期天师道中，道变成了受到顶礼膜拜的人格神。

《想尔注》还重新解释了“守一”。这里的“守一”与早先的《太平经》中的“守一”不同。这里的“守一”不是指个人的修炼，而是指对道教戒律的服从。《想尔注》认为遵守教规是很重要的。道人和俗人都好生恶死，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完全不同。道人信道，遵守道规，而俗人却背道，恣意妄行。因此，，道以“死”来惩罚恶人，以“生”来奖励那些服从道教戒律的人。《想尔注》的作者是谁并不清楚，有人认为是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道陵或他的孙子张鲁编写的。这部书久已失传，后来发现于敦煌石窟。

天师道也被称为五斗米道，据说入教者每人要交五斗米。五斗米道后来发展为地方割据的政教合一的团体，张鲁时期投降了曹操。这一派认为道是普遍广大的，统治者也应当践行道。道悦生而好善，反对战争。如果统治者信奉道，放弃武力，那么臣下将自动效忠，百姓将主动尽孝，这样就能实现太平，获得长生。显然，作者的用意既在宗教方面，也在政治方面，既在信仰方面，也在世俗方面。这是大多数道教经典都具有的基本特征。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的早期运动，它表明道教的宗教活动出现在民间社会之外。张鲁投降曹操后，他的教派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道教从那时起开始流行于社会的中上阶层。

不过，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道教的教义和实践，就会发现，道家和道教之间的联系很可能被夸大了。某些道教徒并不把道家哲学家视为最重要的思想家或者神祇。道教的神仙谱系里除了老子、庄子等人，还包括了许多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英雄，以及古代和当时的皇帝、文臣及武将，比如姜子牙、关羽等。事实上，随着道教的成熟和发展，老子、庄子等道家人物作为道教神祇的地位就逐渐降低，各种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不断进入道教的信仰系统。公元1世纪，在道教正式建立之前，老子是与黄帝和佛陀一起供奉的。到了6世纪，南朝的陶弘景编写的《真灵位业图》把老子排列在道教七阶神谱的第四层。后来，老子被认为是道教的“三清神”之一，大概在南北朝末期，出现了统一的最高尊神“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道德天尊就是老子。当《道藏》把各种经书各按其类分为三洞时，道家哲学的典籍都被划归为第三类。

道教之所以不再认为道家哲学重要可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道家哲学重视的是精神超越，而道教追求的是肉体的长生不老。在这一点上，道教的趋向与道家正好相反。道家哲学家认为人们没有必要追求长生，老子在《道德经》的第十三章里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在第七十五章里也说：“夫唯无以身为者，是贤于贵生。”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显然，道家哲学的奠基者认为，人不能也不应该在生死之间厚此薄彼，人应该超越生死的差别。虽然《道德经》和《庄子》里似乎都隐约地谈到了长寿的问题，比如老子说到过“长生久视”，《庄子》里有彭祖这样八百岁为春，八百岁为秋的长寿者，但老子和庄子并没有真正将长生不死当作人生目标。道家哲学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反映了道家哲学的主要原则，这就是自然和无为。与此相反，道教却把长生不死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视为其核心的原则。

早期道教最具特征的信仰是肉身的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发源于中国东部燕齐一带的沿海地区，大约是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当时，那里有一些被称为方士的人在积极从事奇方异术的探究，以期修炼成仙，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其中一些人设法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相信这种方士和方术，不断派遣这些方士到海外去寻找海上仙山。根据《史记》的记载，秦始皇派遣了一支由方士和三千童男童女组成的求访大军到海上寻找神仙。这些寻访者并没有找到仙山，因为害怕受到惩罚，也不敢返回中国。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相信，日本人中有一些是当年求仙的童男童女的后裔。早期道教的肉体成仙的理想无法实现，到宋代以后，全真派道教就主要追求精神成仙了，放弃了炼丹修炼和服食丹药以求肉体成仙的信念，开始转向内丹，就是将自己的身体看作一个炼丹炉进行修炼。在追求长生不老的过程中，道教徒曾经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心和探求精神，甚至提出过“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

道家和道教在对待统治者的态度上也是不同的。道家思想的基调是反传统和超常规的。老子和庄子都对统治者有不同程度的批评，都对儒家的政治和道德理论有所褒贬。他们往往相信，如果没有统治者，没有法律和道德的捆绑束缚，社会将会更美好。然而道教却尊崇君王和儒家。例如，道士葛洪（283—343）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他还写了《抱朴子外篇》，专门发挥儒学思想。另一个重要的道士寇谦之说，道士应该学习儒学，以便帮助帝王治理天下。《庄子》书中《马蹄》篇代表的无君派是庄子学派的一个分支，此派攻击所有君主，认为君主无论是仁慈的还是残暴的都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葛洪就写了《诘鲍篇》反驳《庄子》中的这种理论。道教主流对现实的关注和顺从超过了道家。一般来说，道家比道教更具有人格独立的倾向和批判的精神，而道教则比道家更具有认同社会和主流实践的倾向。因此，当道教采用道家的术语时，例如道、德、无为等，往往为这些概念赋予了道教的含义。

鲁迅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为什么说这句话，他的实际想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据我看来，道教是中国民间习俗、信仰和习惯的总结与升华，最能代表传统中国，特别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特点。在这方面，儒家也是中国传统的总结和升华，但以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主要是精英文化，这种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毕竟有重要不同，而道教传统却与民间文化、信仰和习俗息息相关，因此道教的具体内容在各地都有所不同，往往会把当地的神衹与信念吸收到道教系统中来。东南沿海一带的妈祖信仰就是一例，很多地方都有自己所信仰的神衹，这些民间信仰的神祇都很容易融入道教系统。

道教的承负观念也是典型的中国本土的观念。承负观念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讲到善恶相报的观念，人们会想到一种说法，就是你救我一命，我来世做牛做马来报答你。这种观念在中国流传已久，但它是佛教传入以后的“业报”的观念，与中国本土的承负观念不同。业报是说，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会造业，业是自己造的，要自己承受善的后果或恶的后果。而中国本土的报应理论是家族传承，子孙受报。就是说，祖上积德，子孙受报。一个人做了坏事，中国人会诅咒他断子绝孙，这就是子孙受报。这是道教的承负理论，是中国的本土文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根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