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

——《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在开始学习《道德经》的时候，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好的注释本，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道德经》。但是历来《道德经》的注本很多，很多朋友不知该如何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道德经》的主要注本，并且向大家推荐一些我认为对学习《道德经》比较重要、比较好用的注本。

古代最早对《道德经》进行解说的可能是韩非子，他撰有著名的《解老》，似乎是对老子的解释。但这不是后来常见的注释或注解类的书，而是对老子的一些语句作定义式解说或发挥性解释。比如他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这就是在回答：什么是仁呢？仁这个概念或这种品德就是心中对人的怡悦的、衷心的爱。又比如：什么是道呢？韩非说道：“道者，万物之所然也。”就是说，道就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那个原因或根据。这些定义性的解释都是不错的。他也有发挥性的解释，比如《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灾祸中可能潜藏着福气，福气中也可能潜伏着灾难。为什么会这样呢？韩非子给了他独特的解释。他说：人感到灾祸降临的危险时，心里会有畏惧或恐慌，这时他的行为就会比较检点，思虑也会更成熟。行为检点就会避免灾祸，就能享尽天年，全身而长寿。思虑成熟就能看到事物的道理，因此就能成功，进而能享受荣华富贵。这种福气起源于面临灾祸危险时的理性应对，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就是说在灾祸中潜藏着幸福的可能。而后半句“福兮，祸之所伏”是什么意思呢？韩非子说：人有福气，富贵就会到来，富贵到来了就会带来锦衣玉食；享受锦衣玉食就会产生虚骄之心，有了虚骄之心就会行为乖癖背理而行；行为乖癖就会短命早亡，背理而行就不会成功。这样内有早死之难，外无成功之名，这就是大祸。而这灾祸来自原来的福气，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说福气中往往潜伏着灾祸。

除了《解老》之外，韩非子还有一篇《喻老》，主要是借用故事或历史事件解说《道德经》的道理。比如《道德经》第五十四章说过：“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就是说，如果善于有所建树，别人就无法拔起他的建树成果；如果善于持守，他所持守的东西就不会逃脱。这样的人可以得到他的子孙世世代代的祭祀，不会中断。韩非子用楚庄王和孙叔敖的故事来解释这个道理。孙叔敖帮助楚庄王打了胜仗，楚庄王要赏赐他，他就要了一片沙石很多的贫瘠的地方。按照楚国的法律，有功之臣受赏所获得的封地，在他去世后就要收回。唯独孙叔敖的封地留了下来，因为那片地很贫瘠，没有人想要，所以他可以享受九世子孙的享祭而不绝。韩非子就用孙叔敖的选择来说明善建者不拔的道理。

《解老》《喻老》这两篇在韩非子的著作中很容易找到。

古代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注本是《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这部书的确切作者和年代都不够清楚，曾有人说是河上丈人所作，河上丈人是战国时期传授黄老之学的高人。但这种说法根据不足。据饶宗颐先生考证，这部书是东汉末年张道陵创建五斗米道之前就有了。河上公注本主要在道教界影响比较大，它提出宇宙万物都是从元气中生成和构成的，而不是鬼神创造的，这为道教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论传统奠定了哲学基础。比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河上公依据元气论来解释这一章。大意是说：道开始生成的就是一，由一生出阴和阳，从阴阳中产生和气、清气和浊气，由此又分出天、地和人。天地人一起创造万物，天地生化，人则生长繁衍。按照河上公的发挥，宇宙万物都是元气聚合演化的结果。

另外，河上公注特别注重养生安民。在注解《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的第一个“道”时，河上公将这个道注解为“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意思是这个道是经世治国的道理。那么什么是“非常道”呢？河上公认为这是说经世治国之道“非自然长生之道也”，所以不是常道。那么什么是“常道”呢？河上公说常道应该借无为的原则来养神，以无事的方法来安民。如果是韬光养晦，深藏不露，那不可称为道。河上公的注释强调养神与长生，治世而安民，比较契合后来道教的宗旨。

河上公注在道教中影响较大，而三国时期最年轻的大思想家王弼的注本在古代文人和现代哲学界流传最广。王弼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人。他是一个少年天才，十几岁就参与高官的清谈聚会，根据大家辩论的话题，他可以分别代表正方和反方自我辩论几个回合，让与会的高官和雅士惊叹不已。他应该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年轻的哲学家，因为他23岁就死了，所以永远年轻。目前，他传世的唯一完整的著作就是一部《老子《道德经》注》，他的《周易注》只完成了经的部分，而他著的《论语释疑》已经失传了。

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应该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德经》注释。德国的瓦格纳教授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研究王弼的注释及其注释方法，出了三大本书。现在一般常见的《道德经》注释本或外文本也大多以王弼注释本为底本。

王弼注本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呢？原因很多，比如他的注释比较清晰、比较系统、思辨性比较强。他也注意关键性语词的解说，比如他说：不学而能者，自然也（《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注）。这是古代少有的类似于定义式的解说。不过，王弼注本影响大的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一方面继承、发展了老子思想，对老子思想提供了更清晰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改造了老子思想，提出了比较明确的以无为本的新的道家思想。也就是说，他通过逐章逐句解释老子原文的形式创构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新在哪里呢？举个例子。《道德经》原文中并没有人性的性字，一个也没有。原文所说的自然主要联系于道、圣人、万物和百姓，这样的自然就有总体和整体的含义，没有直接指向任何个体。但王弼在注释中用了22个性字，并且明确将自然与性联系起来，说万物以自然为性。这样老子的整体性的自然就转化为个体化的自然，并且引申出了顺自然、任自然、因自然的说法。这样自然的整体性关照就消失了，变成了每个人都要因任自己的个体本性。这是更能为一般人接受和实践的思想。一般人都会把因任自然当作道家或老子的思想，但“因任自然”的说法出于王弼。《道德经》原文中并没有这样的语句。简单地说，王弼突出普遍的“无”的概念，引入“性”的概念，并且进一步创造了因顺自然的思想，以至于后人在不经意中就全盘接受了他的解释，并常常将王弼的思想当作《道德经》本来的思想。

王弼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第一个成功借用注释形式，建构了一个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体系的哲学家。郭象注《庄子》、朱熹注《四书》、王夫之注《道德经》《庄子》，在方法上走的也是这条路。这里说的是简单的事实，至于这种方法的得失利害，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讨论。

古代还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注本，如宋代王安石、苏辙等人的注本，清代魏源的注本，严复的解说都是值得注意的。这里就不细说了。

现代的老子注本更是汗牛充栋，无法全面介绍。这里简单介绍三种。一个是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陈先生有哲学训练，眼界较广，涉猎较宽，他的书在各地流传多年，也有过一些修正。此书有很多版本，要买要借都比较容易。

还有一个是汤漳平和王朝华的《道德经》，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的一本。汤先生是学界宿儒，王先生是后起中坚，我感到他们的态度严谨而认真，他们的注译值得参考。

另外一本是董平的《老子研读》，这是作者在组织集体研读的基础上编写的一部专著，涉猎广泛，讨论深入，对字意、文意、思想评析都有值得参考的见解。这三本书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拿来阅读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