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庄子·大宗师》

我们都知道，老庄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演化出了魏晋清谈，或曰魏晋玄风，或称魏晋玄学。这些叫法是后人对那时的社会风气、文人心态的一种概括或描述，并不代表一个严格的学术派别或学术团体。“玄学”是学术界比较通用的叫法，但并非意味着玄学是一个学术团体的系统的理论。今天要讲的玄学思潮主要是竹林七贤等贵族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和超越世俗规范的生活方式，不涉及玄学的哲学理论。我们曾提到过王弼年轻时参加过清谈，曾经令大家耳目一新，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们知道汉代是以儒治国，以孝治国，还有察举制度，就是要求各个郡按比例推荐杰出的孝廉之士。被推荐的人就有机会作高官。这种制度到了魏晋时期发展为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大概的确推荐了一些优秀人才，但也难免鱼龙混杂，有些欺世盗名的人也得到推荐。这破坏了儒者或儒学的声望。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又提出了新的用人标准，他的《求贤令》中明确说：“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就是说不必考虑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只要有某种特殊能力，即使行为猥琐的人也可以受到重用。这以后，虽然孔子名义上还是圣人，但儒家道德受到轻视，随着老庄之学的流行，读书人的才情、个性、品德逐渐得到彰显的机会，特立独行渐渐成为一种士人的风骨。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某些僵化的、虚伪的习俗礼法似乎荡然无存，另一方面，一些读书人的才情个性得到了伸展和张扬的机会。这就构成了魏晋玄风两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似乎解放了个性，另一方面似乎败坏了道德和习俗。这种变化，最主要是当时权力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儒学和道家思想的某种影响。儒学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拘泥于经义、制度僵化，如地方举孝廉，常有名不副实的，这都会引起对道德仁义之说的反感或蔑视。同时，老庄思想也为反思儒学的不足之处提供了启示。如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庄子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似乎对魏晋时期漠视传统礼法的思潮提供了思想武器。当然，老子和庄子的本意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仁义道德。

对魏晋士人来说，首先要面临的是生死观，轻生死就是一种放达的态度。这方面可以以魏晋七贤之一的刘伶为代表。他不介意家产的有无，常乘一辆鹿拉的车，带一壶酒，使人带把铁锹跟随着，他告诉仆人，不管走到哪儿，我死了就就地埋了我，把身体和生命看得如此简单随意。

魏晋人的另一种放达是不拘礼法，有时在家中以裸体而居。据记载，刘伶经常纵酒放达，有客人看到他在屋里脱衣裸体。有人就讥笑他，他回答说：“我以天地为我的屋宇，以房子为我的裤子，诸位为什么到我裤子里来？”那时以裸体在家为乐的并非个别现象，对此《世说新语》有所记载。

魏晋玄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酗酒。喝酒不仅是一种口腹之欲，还是避灾免祸的手段。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想救济百姓，但魏晋之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大家知道曹操的儿子篡夺皇位，而司马昭篡位之心尽人皆知。曹魏集团和司马氏家族两大派之间暗中争斗，变故很多，很少有人能够全身而退。阮籍可能看透世事险恶，就不再参与世事。他曾经主动去看管一个兵营，因为那里酒多，他只喝酒，不管事，不断地喝酒。当时晋文帝想拉拢他，招他为驸马，他不想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就连续喝醉了六十天。提亲的官员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他就躲过了这场不愉快的政治联姻。敌对派官员也曾多次问他时政问题，想根据他的回答给他定罪。他都以酩酊大醉而免了祸患。

阮籍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特点是能为青白眼。就是说对他喜欢的、能够超越礼法的人会以正眼相看，就是青眼。对他不喜欢的世俗之人就白眼相见，人们称之为青白眼。我们今天说的“青睐”就来自阮籍。阮籍不拘礼教，说话总是很玄远，从来不臧否人物。他表面放达，其实性情至孝。当他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正在与人下棋，对方得知他母亲死去，就想停止下棋。阮籍却强留对方与他决一胜负。下完棋，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可见他内心多么悲痛，但举止却完全不合礼法。所以有人说他是方外之士。在阮籍看来，那些遵守礼法轨仪的就是俗中之人了。到他母亲安葬之时，他吃了一只蒸乳猪，喝了二斗酒，然后向母亲遗体告别，直言穷矣，举声而号，又吐血二升，变得消瘦不堪，几乎灭性。有人来吊唁，阮籍披散着头发，伸腿坐在地上，醉眼直视。客人吊唁后就走了。阮籍的行为完全不合礼法。因为按照礼法，吊唁时丧主要哭，客人要行礼。但阮籍不哭，客人却哭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客人说：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崇礼仪，我乃俗中之人，所以自居于轨仪。这样说来，方外之人和俗人各得其所。可见当时的士人风气是多方面的。对阮籍这种放达是有相当包容的。

阮籍代表了魏晋时期不拘泥于礼法的真性情之人。史书记载，阮籍邻居家有一个少妇很漂亮，是卖酒的。阮籍去喝酒，喝醉了就卧倒其侧。阮籍自己毫无芥蒂，少妇丈夫察之，也对他毫无怀疑。另有一兵家女，颇有才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评论者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这都是说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行为虽然违背礼法，但却是真诚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这里的名教与自然并不是对立的概念。

学术界普遍认为魏晋时期的哲学主题是名教与自然的斗争。事实上当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明确在理论上以自然反对名教的思想理论斗争。这种说法仅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一句话作支持，但通行的理解并不正确。嵇康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释私论》）就是说，真正的君子根本不必用心考虑是非曲直，而行为自然不会违背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气虚神静者，心不存乎衿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衿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就是说真君子能做到气虚神静，沉静无私，没有衿夸之心，体亮而心达，真诚而无私欲。简单地说，就是不必念念不忘名教，因其自然而行却不会违背名教。这是要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合乎名教的行为，而不是用自然来否定名教。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对名教的否定，而是要将名教和自然统一起来，让名教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当然，从社会风气来说，有些人不拘礼法，蔑视名教是有的，有些人崇尚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也是有的。但没有学理上的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和辩论。

关于名教与自然，根本性的观点在于名教是否发自内心，出于真心或真性情。那时以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为名士风尚。比如，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一个儿子叫王子猷。他住在会稽山北面，一天夜里大雪纷飞，他一觉醒来，四外一片洁白晶莹，于是命仆人斟上酒，边饮酒边吟诗。忽然想起老朋友戴安道。当时戴安道在剡县，立刻连夜乘小船去拜访他。船行一夜，天亮时到了戴家，刚要敲门，却又转身返回。问他为何这样白跑一趟，他说：“我本来是乘兴致而来，兴致尽了，自然要返回，为什么一定要见戴安道呢？”

还有一次，王子猷曾经暂时借住别人的空房，随即叫家人种竹子。有人问他：“暂时住一下，何必这样麻烦！”王子猷吹口哨并吟唱了好一会，才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

这都是一些奇特或荒诞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可能正是那个时代的不幸。

嵇康也是当时的一个名士。有人说他家比较贫穷，曾经和向秀在一棵大树下一起打铁。向秀是他的朋友，也很有名，据说向秀也注释过《庄子》，和郭象的《庄子注》似乎有些雷同。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颍川人钟会，他是富贵子弟，精干善辩。据说他曾经求教于嵇康，希望嵇康能给他指教帮助。嵇康没有理他。他后来投靠了权贵，这天他带很多人来看嵇康。嵇康若无其事，只是打铁不辍。过了好一会儿，钟会一伙儿人就要走了，嵇康便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曰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虽然这个对话很有妙趣，但结果却很悲惨。钟会嫉恨嵇康，就向晋文帝进谗言，说嵇康是个危险的人物，应该尽快杀掉。于是文帝就判处了嵇康的死刑。

据说，在嵇康将要临刑时，三千太学生请求以嵇康为师，但皇帝不允。嵇康看看太阳的影子，要来古琴，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说，有人要和我学《广陵散》，我一直没有同意，现在我要死了，《广陵散》将要绝于世了。他死时才四十岁。据说海内之士，无不痛心。皇帝醒悟时很后悔，但一切都晚了。这个故事和其他一些故事一样，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派别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往往意味着生死存亡，残酷性无法预料。当然，有些人的奇言怪行可能代表当时的一种风尚，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是面对难以捉摸的严酷的政治现实的一种对策。

总体来看，魏晋时期的读书人一方面似乎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实现了个性的解放和张扬，另一方面似乎严重挑战了传统道德的权威，带动了世风的败坏。这种复杂的两面性主要是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引起的。在正常情况下，道德礼仪是必须有的，但过多的礼仪束缚又会带来精神的压抑，带来虚伪的道德表演。比较好的情况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秩序，有正常的道德和礼法的制约，而没有对人性的压制和扭曲，不会强制人们表面上遵从自己不喜欢的礼法。这种秩序或许并不容易实现，但这是值得思考的，是值得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