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约写于万历十九年（1591），当时李贽在武昌。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孔子曰：‘莫我知也夫（没有人知道我呀）！’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您）？’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关于“下学上达”，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程颢认为：“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上达矣。”并说：“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朱熹《论语集注》引）皇侃《义疏》说：“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pǐ，坏）有泰（好），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解为“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却透彻了解很高的道理”。可供参考。李贽此文当是针对焦竑辩驳程颢辟佛的言论而发。当时，焦竑与耿定向在书信来往中，多次提到对程颢辟佛的看法。耿定向《又与焦弱侯》第八书曾说：“顷得贤（指焦竑）驳异（辩论不同意见）程伯子（即程颢）辟佛诸条。余固陋，不谓贤不得佛意，然亦不谓程伯子不得贤意。”（《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焦竑在《答耿师》中说：“伯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学去孔孟则远矣。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独其言约旨微，未尽阐晰，世之学者又束缚于注疏，玩狎于口耳，不能骤通其意。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虽多，大抵谓‘出离生死’为利心。夫生死者，所谓生灭心也。……学者诚有志于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为一家之学，亦可也。盖谋道如谋食，藉令为真饱，即人目其馁，而吾腹则果然矣。”（《澹园集》卷一二）显然，程颢坚持的是严格的儒、佛界限，而焦竑强调的则是引佛入儒。在这种论辩中，“下学上达”也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耿定向《明道语录辑》中辑有程颢与焦竑关于这方面的针锋相对的论辩言论，其原文如下：“（明道说）‘释氏本怖生死为利，岂是公道？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焦曰：‘离下学无上达。今内典所言皆下学也。从此得悟，便名上达。学以求达，如凿井求及泉也。学而不达，学亦何为？下学是求上达之路。’”（《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九。焦竑的话又见《澹园集》卷一二《答友人问》，文字稍有出入。）李贽此文，就是由此而发。李贽认为，“下学者圣凡之所同”，既然“凡民”与“圣人”“同其学矣”，那么，说“满街皆是圣人，何不可也？”如若说“上达”是“圣人所独”，那么，对于孔子之道连颜回都“未达一间（差一点没能达到）”，只能是“颜子而下，皆凡民也”。这里，李贽由“下学上达”的解说，得出的是他一再阐述的“圣凡一律”的结论，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此文又见于大雅堂订正李贽辑袁宏道校《枕中十书》壬集《理谭》和《李卓吾先生秘书八种》卷九《理谭》。
“学以求达”，此语甚不当。既说离下学无上达，则即学即达①，即下即上，更无有求达之理矣，而复曰“求达”，何耶？然下学自是下学，上达自是上达，若即下学便以为上达，亦不可也。而乃曰“学以求达”，是果即下学以求达耶，抑别有求达之学耶？若即学求达，当如前诘②；若别有求达之学，则剜肉作疮③，尤为揠苗之甚矣④。故程伯子曰⑤：“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⑥”曰“便是”，则是即学即达也。然又曰：“人须是识其真心⑦。”夫真心不可以识识⑧，而可以学求乎？不可以学求，则又是离学而后有达也⑨，故谓学以求达者非也。离学者亦非，即学者亦非⑩，然则夫子何自而上达乎⑪？此颜子所以终身苦孔之达矣⑫。不曰“即学即达”，不曰“离学而达”，亦不曰“学以求达”，而但曰“下学而上达”，何其意圆语圆⑬，令人心领神会，而自默识于言意之中也⑭。今观洒扫应对，虽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达乎其上，是以谓之下学也，是以谓之百姓也，是以谓之鄙夫也，是以谓之凡民也，是以谓之但可使由也⑮。至于精义入神，则自然上达矣。上达，则为聪明圣智达天德之人矣⑯。是以谓之曰“形而上”也⑰，谓之曰“可以语上”也⑱，谓之曰“君子上达”也⑲。虽颜子大贤，犹曰“未达一间⑳”，曰“其殆庶几(21)”，况他人哉！则夫子之自谓莫我知，自谓惟天知者(22)，信痛悼之极矣(23)。盖世之学者不是日用而不知(24)，则便是见之为仁智(25)，而能上达者其谁也？夫学至上达，虽圣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26)虽圣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鲜能久矣。(27)”民之所以鲜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28)，非弃之也。然则下学者，圣凡之所同。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则谓满街皆是圣人(29)，何不可也？上达者，圣人之所独，则凡见之为仁智，与日用而不知者，总是不达，则总是凡民明矣。然则自颜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圣虽欲不慨叹于由、赐之前可得耶(30)？
【注释】
①即学即达：与下文“即下即上”，都是通过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就可以透彻了解很深的道理的意思。
②“若即”二句：意为如果是就下学去求上达，那在前面已经提出质问了。诘（jié），质问，追问。
③剜（wān）肉作疮：犹剜肉成疮。本想割肉医疮，但被割之处反成新疮。比喻徒劳无益，结果与预想适得其反。剜，用刀挖取。
④揠（yà）苗：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即揠苗助长。比喻强求速成，有害无益。
⑤程伯子：即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人。与其弟程颐（字正叔）均为北宋哲学家、教育家，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其学说为后来朱熹所发展和继承，世称“程朱学派”。其著作后人编为《二程全书》。《宋史》卷四二七、《宋元学案》卷一一、《藏书》卷三二等有传。
⑥“洒扫”二句：出处未详。《论语·子张》朱熹集注引了“程子”的一段话：“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语意与这个引语相近。洒扫应对，意为洒水扫地，酬答宾客。封建时代儒家教育、学习和礼节训练的基本内容之一。精义入神，语出《周易·系辞下传》。意为精研微妙的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
⑦“人须”句：见《孟子·公孙丑上》朱熹集注引谢氏（谢良佐）的话。《孟子》原文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结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求）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厌恶小孩的哭声）而然也。”谢良佐的原话是：“人须是识其真心。方乍见孺子入井之时，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内交、要誉、恶其声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真心，谢良佐原意是指出于“天理之自然”而无“人欲之私”的人的本性。
⑧以识识：靠知识去识别。
⑨离学：即下文的“离学而达（求达）”。
⑩即学：即下文的“即学即达”。
⑪夫子：指孔子。
⑫“此颜子”句：颜子，即颜回，字子渊，又称颜渊。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好学乐道。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孔子对其极为称赞，《论语》“先进”篇、“雍也”篇中都有记载。颜回曾称颂孔子之道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意为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看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表示不易捉摸难以达到）。这里所说的“终身苦孔之达”，当指此。
⑬圆：圆转周到。
⑭默识（zhì）：暗暗记住。这里是体会的意思。
⑮但可使由：语出《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由之，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
⑯聪明圣智达天德：语出《中庸》。圣智，圣哲的智慧。达天德，能通达天赋的仁义礼智信大德。
⑰形而上：语出《周易·系辞传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哲学上把精神性的东西称为“形而上”。
⑱可以语上：语出《论语·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可以传给他高深道理。
⑲君子上达：语出《论语·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通达于财利）。’”君子通达于仁义。
⑳未达一间（jiàn）：语出扬雄《法言·问神》：“昔乎！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差一点没能达到。一间，很小的间隔、距离。
(21)其殆庶几：语出《周易·系辞传下》：“子曰：‘颜氏之子（颜回），其殆庶几乎？有不善（过失），未尝不知（从来不会不知道）；知之，未尝复行也（从来不会再去做）。’”大概差不多。
(22)“则夫子”二句：见本篇题解。
(23)痛悼：悲痛伤心。
(24)日用而不知：天天照着做而不知其道理。
(25)见之为仁智：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说，都不全面。
(26)吾有知乎哉：语出《论语·子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庄稼汉）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我从他问题的首尾两头去询问，从而得到启示，然后尽力地回答他）。”意为我有知识吗？
(27)民鲜能久矣：语出《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中庸的道理是最高最好的，可惜人们已经长久不能做到它了。
(28)中庸：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待人处事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就是平常。
(29)满街皆是圣人：语出王阳明《传习录》下（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王阳明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与他的“良知”说紧密相连的。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人所共同的，没有贤与不肖的区别，“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因此，“满街都是圣人”。这表现出王阳明希图抹平贤与不肖的区别的平等观念，对于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及其理论，具有巨大的震撼作用。但王阳明又认为：“惟圣人能致其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答顾东桥书》）就是说良知良能虽然人人相同，但却可能被蒙蔽，这正是区分圣贤与愚人的分界，表现出“良知”说在貌似平等外衣下包含的不平等实质。李贽深受王阳明思想影响，他曾在著作中一再张扬王阳明“满街皆是圣人”的命题，并从中引出了具有强烈战斗意义的“侯王与庶人同等”“圣人与凡人一”（《道古录》）的平等思想。
(30)“先圣”句：意为孔子只好在子路、子贡面前感慨叹气了。《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曾慨叹道：“道不行，乘桴（fú，木筏）浮于海（到海外去）。从我者，其由（子路）与？”孔子对子贡的感慨即本文注①所引。由，即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性直爽勇敢。赐，即子贡（前520—？），复姓端木，卫国人。善于辞令。由与赐，都是孔子弟子。
【译文】
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却能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这话很不恰当。既然说离开平常的知识就不可能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那就是说只要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就可以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那就没有必要去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了，可又说要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为什么？然而学习平常的知识就是学习平常的知识，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就是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若认为通过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就能够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也是不可以的。而竟然说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就能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那么是真正要从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去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呢，还是另有求得了解高深的道理的学问呢？如若认为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就能达到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那在前面已经提出质问了。平常知识就包含着高深的道理，如若另外再去寻求高深的道理，那只能像本想割肉医疮反而成为新疮一样适得其反，比揠苗助长更加有害无益。所以程颢说：“洒水扫地，酬答宾客，就是精研微妙的义理，能达到神妙的境界。”说“便是”，就是说平常的知识中就包含着很精妙的道理。然而朱熹在注《孟子·公孙丑上》时，曾引到谢良佐的话：“人须是识其真心。”即出于“天理之自然”而无“人欲之私”的本性。真心不可以靠知识去识别，怎么可以靠学习而获得？不可以靠学习而获得，那么离开学习也是可以达到的，因此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达到真心是不对的。离开学习可以获得高深的道理是不对的，通过学习可以获得高深的道理也是不对的，那么孔夫子是怎么达到高深的境界呢？这不正是颜回称颂孔子之道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终身苦于对孔子之道难以达到了。不说“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就能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不说“不需要学习也可以悟出高深的道理”，也不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悟出高深的道理”，而只是说“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就能悟出高深的道理”，意义和语言表达是多么圆转周到，令人心领神会，自然体会到语言中的含义。如今看洒水扫地，酬答宾客，即使是极愚笨的人也能够做到，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高深的道理，就认为他们只知道一些平常的知识，就称他们为平民百姓，甚至称他们为村野鄙夫，称他们为凡夫俗子，称他们为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人。至于精研微妙的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那自然是极为深奥的道理了。只有懂得了这些极为深奥的道理，那才是具有圣哲的智慧、能通达天赋的仁义礼智信大德之人。他们才因此称之为具有精神性特征的“形而上”之人，称之为像《论语·雍也》所说的是“可以语上”之人，称之为像《论语·宪问》所说的“君子上达”之人。这种大德之人是很难得的，即使像颜回这样的大贤人，那样潜心于孔子之道，也还是差一点没能达到，以致《周易·系辞传下》也称他还是差一点，何况他人呢！所以孔子自述没有人能了解他，只有上天了解他，确实是悲痛伤心至极啊！世上求学之人，不是天天照着做而不知其道理，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说，都不全面，谁能够完全透彻了解很高深的道理？完全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即使是圣人也有不懂的地方，平民百姓又怎么会懂呢？所以《论语·子罕》中说：“我难道有知识吗？”即使是圣人也做不到，平民百姓又怎么会做得到呢？所以《中庸》记载孔子说：“中庸的道理是最高最好的，可惜人们已经很长时间做不到了。”平民百姓所以做不到它，是因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它不容易做到，并不是故意放弃它。所以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圣人与平民百姓一样。既然在学习平常知识方面圣人与平面百姓一样，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的满街都是圣人，有什么不可呢？能透彻了解高深的道理，只有圣人能做到，那么常人所说的为仁为智，虽天天照着做而不知其道理，不能透彻了解其中高深的奥妙，很明显那都是普通人了。然而自颜回以下，都是这样的普通人。这真使人感到忧虑呀！孔子怎么能不在子由前发出“道不行，乘桴（木筏）浮于海（到海外去）。从我者，其由（子路）与”的感叹？在子贡前发出“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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