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于麻城。亦见《读升庵集》卷六。杨慎同题文见《升庵集》卷四六。文公，指朱熹。他死后谥号文公。该文对朱熹、杨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①。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②：王安石引用奸邪③，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④；苏文忠道德文章⑤，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⑥，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⑦。夫以安石之奸，则末减其已著之罪⑧；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⑨。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⑩，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⑪。
【注释】
①宗：尊重，推崇。
②违公是：违背公理。远人情：不近人情。
③王安石：见《党籍碑》注①。王安石是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杨慎在这里对他的评说是不正确的。
④《名臣录》：即朱熹编撰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其中论到王安石时，对其道德文章有所称赞，但对其变法则进行了攻击。其文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⑤苏文忠：即苏轼，号东坡。见《封使君》注④。因死后赐谥“文忠公”，故有“苏文忠”之称。下文“坡公”也指苏轼。
⑥诋：诋毁，毁谤。
⑦“谓得”二句：朱熹对苏轼的指责，见《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蜚卿问荆公（王安石）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
⑧末减：减轻。著：显著，显露。
⑨巧索：费尽心机地搜索。未形：没有形成的。
⑩洛党：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朝臣分为三个党派。其一为洛党，首领为程颐。因程颐为洛阳人，故称洛党。此外，还有以苏轼为首领的蜀党，以刘挚为首领的朔党。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所以说他骂苏轼是“为洛党出气”。
⑪自宜取：本来就应该选取列入《名臣录》。宜，适宜，应该。
【译文】
“朱熹谈道著书，百世都推崇他。然而看一看他对古今人品的评论，确实有违背公理不近人情之处：王安石引用奸邪之人，他实行的变法几乎使国家倾覆，却把他列入《名臣录》而且称赞他的道德文章；苏轼的道德文章，古今都一致赞仰，却极力地毁谤他，说要是依着他的主张做，祸害比王安石还厉害。王安石那么奸邪，却减轻他明显的罪行；苏轼那么贤良，却费尽心机搜索他没有的短处。这是什么用心呢？”卓吾子说：朱熹并不是不知道苏轼。苏轼好嘲笑道学，所以朱熹恨他，那是为了替洛党出气而已，朱熹岂是一个无见识的人呢！至于王安石本来就应该选取列入《名臣录》。
先生又曰：“秦桧之奸①，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②；岳飞之死③，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向前厮杀④。汉儒如董如贾⑤，皆一一议其言之疵⑥，诸葛孔明名之为盗⑦，又议其为申、韩⑧；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亹亹千余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已⑨。盖自周、孔而下⑩，无一人得免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⑪：‘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⑫。’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⑬。’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⑭？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⑮，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⑯，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⑰。而文公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注释】
①秦桧：见《岳王并施全》第一段注(22)。
②称其有骨力：朱熹称秦桧“有骨力”，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兴至今日人物上》。
③岳飞：见《岳王并施全》题解。
④“文公”二句：《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兴至今日人物上》载：“（沈）僴（xiàn）问：‘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只是他犹欲向前厮杀。’先生（指朱熹）曰：‘便是如此。’”可知讥岳飞“横”“直向前厮杀”，是沈僴（字杜仲）提出，而朱熹表示了赞同。横，下决心不顾一切。
⑤董：指董仲舒。见《贾谊》第三段注①。贾：指贾谊。见《贾谊》“题解”。
⑥议其言之疵：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多次指责贾谊“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新书》只是“杂记稿耳”，贾谊的文章“文势都不相干涉”，“大抵恁地无头脑”（卷一三五《历代二》），“贾谊之学杂”（卷一三七《战国汉唐诸子》）。对于董仲舒，朱熹也有所批评，称他的有些理论“终是说得骑墙，不分明端的”。但同时对董仲舒又多有肯定，如说：“汉儒唯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卷一三七）
⑦诸葛孔明：即诸葛亮。见《岳王与施全》第一段注⑬。名之为盗：出处待查考。
⑧议其为申、韩：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多次指诸葛亮与申、韩有密切关系。如说：“孔明喜申、韩……孔明手写申、韩之书以授后主，而治国以严，皆此意也。”“孔明学术亦甚杂”，“其所学，一则从黄老中来，一则从申韩中来”（卷一三五《历代二》）。“孔明出于申韩”，“孔明本不知学，全是驳杂”（卷一三六《历代三》）。申，指申不害。见《晁错》第二段注(21)。韩，指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出身贵族。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受到秦王政的重视，被邀出使秦国。他吸收了道、儒、墨各家的思想，集法家学说的大成。其法治思想为秦始皇所采用，对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一定作用。著有《韩非子》。《史记》卷六三、《藏书》卷一五等有传。
⑨“韩文公”三句：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遣使持花迎入大内。韩愈上表极谏，触怒宪宗，几被处死，幸得裴度等援救，贬为潮州（今广东潮阳）刺史。在此，与著名和尚大颠相识。1047年，北宋袁陟发现了韩愈给大颠三封信的碑刻，无法断定真伪，就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认为这三封信“世所罕传”，从内容看，“宜为退之之言”（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四一《集古录跋尾》八《唐韩文公与颠师书》）。后来，苏轼反对欧阳修的看法，认为三封信是他人伪造。他在《记欧阳论退之文》中说：“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唐代二僧人）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陋，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并认为在三封信末题“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此”，是“诬永叔也”（《东坡题跋》卷一）。就此公案，朱熹曾著《考韩文公与大颠书》（并把韩愈给大颠的三封信附录于文后），不仅赞同欧阳修的意见，认为三封信为韩愈之作，而且，从信中的“久闻道德，侧承道高”“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论甚宏博”等语，得出“安得谓初无崇信其说之意耶”的结论，把韩愈说成是佛教的“崇信”者。（《朱文公文集》卷七一）不仅如此，朱熹在他处还多次就此事发表过议论，认为从《与大颠书》可以看出，韩愈“真个是有崇信之意”。而且，韩愈被贬潮州后，因为“无聊”，就被大颠“说转了”。又说韩愈“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及贬潮州，寂寥，无人共吟诗，无人共饮酒，又无人共博戏，见一个僧说道理，便为之动”（《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战国汉唐诸子》）。从这些地方看，朱熹确实在贬低韩愈在儒学中的地位，借以提高自己。因此，杨慎指责他借《与大颠书》一事，“必使之（指韩愈）不为全人而已”。韩文公，指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祖籍昌黎（今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谥曰文，故有韩文公之称。唐德宗贞元进士。官监察御史，因上疏极论宫市，触怒权贵，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令。宪宗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因参与平定淮西藩镇之乱有功，权知刑部侍郎。后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长庆年间，转为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死后赠礼部尚书。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作形成“以文为诗”“奇崛险怪”的诗风，也极有特色。著有《昌黎先生集》。《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藏书》卷三九等有传。文致，舞文弄法，罗织罪状。大颠（732—824），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唐代僧人。德宗贞元时，在潮州创灵山禅院，学者四集。著有《心经释义》《金刚经释义》等。事迹见《景德传灯录》卷一四、《统要续集》卷一二、《联灯录》卷一九、《五灯会元》卷五等。亹亹（wěi），连续不绝。全人，完善的人。
⑩周：指周公。见《季文子三思》第二段注①。孔：指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自汉代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孔子本人则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现存《论语》一书，记有孔子的谈话以及孔子与门人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史记》卷四七有传。
⑪《毁誉章》：指《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诋毁了谁、称赞了谁）？’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那是曾经考验过他的）”的一章。
⑫“圣人”二句：这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孔子上一段话中有关毁誉注释的紧缩语。意为圣人表彰善人善事是很迅速的，而指责厌恶的人则是很迟缓的。朱熹的原文是：“圣人善善之速而无所苟如此，若其恶（wù）恶（è）则已缓矣。”已，过于，很。
⑬“但有”二句：语出《朱子全集》卷二六《答吕伯恭》第四十八封信。褒，褒扬。诋，诋毁，攻击。
⑭恶得为缓乎：指责厌恶的人是否也很迟缓呢？
⑮困厄：困苦危难。
⑯了：与否定词连用，完全、皆的意思。
⑰翰墨：笔墨。借指文章。
【译文】
升庵先生又说：“秦桧这个奸臣，人们都恨得想吃他的肉，朱熹却称赞他有骨力；岳飞精忠报国却被冤死，古今人心怎样看待自不待言，朱熹却讥讽他下决心不顾一切，讥讽他只知向前厮杀。对于汉代的儒生如董仲舒和贾谊，都指责他们的言论多有弊病，诸葛亮名之为盗，却又说他与申不害、韩非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就韩愈给僧人大颠之信一事，也舞文弄法，罗织罪名，连续不断，洋洋一千多言，说韩愈与禅学有关，以贬低韩愈在儒学中的地位，借以抬高自己。自周公、孔子而下，没有一个人不受朱熹的指责。因忆起朱熹注《论语·毁誉章》时说：‘圣人表彰善人善事是很迅速的，而指责厌恶的人则是很迟缓的。’又说：‘对于善事要尽快地褒扬，而对于自己认为可厌恶之事不要随自己的爱恶而指责。’如若相信这些话，朱熹上面所说的一切，指责他厌恶的人和事是否不太迟缓了？那不就陷于自己所说的矛盾之中了？”卓吾子说：这都没有关系，但要说得正确。对于一个苏轼都认识不清，怎么能评议天下的士子？苏轼一生困苦危难，一生为国家尽心尽力。看看他的生平，没有不干的事，却也没有得到干事之名，只有嬉笑游戏，文章被传遍人间。而朱熹对此没有认识，所以朱熹也不必评论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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