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约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于麻城。杨慎同题文见《升庵集》卷四九。李贽此文当是读杨慎文后写的评论，但不见《读升庵集》。党籍碑，又称“党人碑”。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绍圣元年（1094）章惇为相，复熙、丰之制，斥司马光、苏轼等为奸党，贬逐出朝。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宰相，在复绍圣之法的名号下，行派系倾轧之实，把司马光、苏轼等追贬为“元祐奸党”，并于崇宁三年（1104）立碑于朝堂，书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状，而且“偏班郡国”（《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李贽对王安石多有偏见，在他有关著作中也多有体现，此文即为一例。但李贽由读史而引出的君子、清官也能误国，而且由于他们“本心无愧”，而“胆益壮而志益决”，所以危害更大，这却很引人深思。
“安石误国之罪①，本不容诛；而安石无误国之心，天地可鉴。主意于误国而误国者，残贼之小人也，不待诛也②。主意利国而误国者，执拗之君子也③，尚可怜也。”
【注释】
①安石：王安石（1019—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庆历进士。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两次任宰相，积极推行青苗、均输等新法。后退居江宁（今南京），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散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作遒劲清新，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著有《临川集》等。《宋史》卷三〇五、《藏书》卷三九、《宋元学案》卷九八等有传。
②不待诛：无须治罪（意即使其自取灭亡）。不待，不必。
③执拗（niù）：坚持己见，固执任性。王安石因坚持变法，曾被反对派攻击为“执拗”，是“拗相公”。
【译文】
有人说“王安石虽然有误国之罪，却不应杀头；这是因为他有误国的结果，却无误国之心，这是天地可以作证的。打着主意误国而误国的人，是最恶毒阴险的小人，是该杀该剐的。一心想为国家办好事而误国的人，是性格倔强、坚持己见的君子，是很值得同情和理解的。”
卓吾曰：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①，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②。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犹是矣③。故余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余每每细查之，百不失一也。
【注释】
①公：当指杨慎，但杨慎《党籍碑》一文中没有上引一段文字。
②末之何：没有什么办法。末，没有。
③朱夫子：疑指朱熹，见《反骚》第一段注①。李贽在《藏书》卷三五《赵汝愚传论》中，曾对朱熹的“以能去小人谓为君子”的言行及其“正心诚意”的学说进行了严厉批判，斥朱熹为“无学”“无术”的伪君子，斥其学说为“流无穷之毒害”的“伪学”。
【译文】
卓吾说：你们只知道小人能误国，却不懂得君子最能误国的道理。小人误国还可解救，如果是君子误国，那就不知如何办才好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君子，心里坦荡无私，光明磊落。因此他们干起事来胆子更大，意志更坚决，谁也阻止不了他们的行动。大理学家朱熹就是这样的一类人。所以我经常说，贪官的危害还算是小的，“清官”的危害却是最大的；贪官的危害只使百姓遭殃，而“清官”的祸害却远及子子孙孙。我在史书上进行过严肃认真的查证，百分之百的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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