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1075），字稚圭，安阳（今河南安阳）人，韩国华第六子。天圣五年（1027）进士，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累迁起居舍人、知制诰。西夏李元昊反，任陕西安抚使、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等职，与范仲淹共同主持西北边事。嘉祐元年（1056）除枢密使，三年（1058）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仪国公。拥立英宗，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魏国公。英宗崩，又被顾命立神宗。他执政三朝，卒谥“忠献”。有《安阳集》五十卷行世。另著有《二府忠论》五卷、《谏垣存稿》三卷、《陕西奏议》五十卷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二有传。
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己矣。故主于讽者，必优柔微婉，广引譬喻，冀吾说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则忽而不听也。主于显者，必暴扬激讦，恐以危亡，谓吾言之能动，而不知论或过当，则怒而不信也。夫欲说而必听，言而必信，苟不以理胜之为主，难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贫，求外补，得舒州。将行，而上以谏官缺，擢授右司谏而留之。窃惟言责之重，非面折廷争之难，盖知体得宜为难。夫得通明端朴、高识博学之士，则动必中理，日益君听，而使愚不肖者冒而处之，固不胜其任矣。遂两上章辞，不报。乃喟然自谓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兹所以报陛下而知任之意。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在职越三载，凡明得失、正纪纲、辨忠良、击权幸，时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论列之。上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进登掖垣，实前日为诫之力也。其所存稿，欲敛而焚之，以效古人谨密之义。然念《诗》、《书》所载，从谏而圣君之德也，衮阙而补臣之忠也。前代谏诤之臣，嘉言谠议，布在方册，使览之者知人主从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则后世何法焉？于是存而录之，厘为上、中、下三卷，命曰《谏垣存稿》，以藏于家。窃志夫上之聪仁大度，自三代汉唐以来虚怀纳谏、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复俾子孙传而阅之，知直道之无咎，忠教之有迹云。时庆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斋序。
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安阳集》卷二十二
《谏垣存稿》是韩琦效法古人编辑自己奏章成书，欲使后人知君主从谏之美德以及自己为臣之忠贞。在他看来，讽谏失之曲，有难明之弊；直谏失之激，有卖直之嫌。都不是好的方式，进谏君主，要“主于理胜”，对进谏的文字提出“顾体酌宜”的主张。
“夫善谏者”四句：意谓善于进谏者，不在于是婉讽巧说，也不在于是否能廷争面折，而在识大体、通情理。
“故主于讽者”六句：意谓力主以婉讽进谏的人，必广征博引，含蓄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委婉反而被对方忽略不听。
“夫欲说而必听”四句：意谓自己说了让别人去听从、去相信，只能以理取胜。如果不能以理服人，肯定是行不通的。
景祐：宋仁宗年号，1034—1037。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主掌天下财政收支。三司在宋代或分或合，元丰五年（1082）新官制行，罢三司，其主要职权归户部。度支判官：三司合并时，设三司使主其事，其下三部各设判官、推官若干名，主管本部事。
掖垣（yè yuán夜原）：唐代称门下、中书两省。因分别在禁中左右掖，故称。后世亦用以称类似的中央部门。据《宋史》卷三百一十二，韩琦为谏官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又请停内降，抑侥幸。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曾闻望方崇，罕所奖与，琦闻其语，益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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