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标 - 历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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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标

方孝标（1617—1680），本名玄成，后避康熙玄烨讳，以字行。安徽桐城人。顺治进士，累官内弘文院侍读学士。坐事流宁古塔。后得释。入滇，受吴三桂翰林承旨职。三桂败，先迎降，得免死。著《滇黔纪闻》，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之。后名世被诛，孝标已死，剉骨。亲族坐死及流放者甚多。有《光启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收录）。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论也。

《易》曰：“潜龙勿用。”子曰：“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夫龙德喜用，而未成则不可用，盖用之必亢也。安石之过，其用潜龙而亢者乎，然而不可谓非龙德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

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己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

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最高者以为责，岂忠乎？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为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

夫以当世之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却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矣，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

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非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又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为无祐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遂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尝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大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每计好奇，岂有成哉？至于成道，唯在无欺，而偶由于术。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宋神宗时为参知政事，实行新法，兴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为旧党所反对。后罢相。神宗死，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司马光入相，尽罢新法。本文先提出曲士的谬论，然后加以反驳：一、安石之过，是用潜龙而亢。二、设为三问，先说明祖宗之法当变，而惜安石不能待。再说新法之败，由于安石躁，亦由于诸君子之偏。最后说君子不合作，安石只得用小人。三、提出自己的看法：宋之不支，由于元祐诛求，绍圣报复，非安石一人之过。安石之责，在好奇而致君无术。作者如此为王安石辩诬，许多观点给现当代史学家以有益的启发。

靖康：宋钦宗年号。靖康之祸，指金兵攻陷汴京，徽、钦二帝被掳北行，北宋灭亡。

建炎：宋高宗年号。建炎之祸，指徽、钦二帝被俘北行后，高宗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金兵进逼，走避东南，两河地区从此沦陷。后高宗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对金一味求和，宠信秦桧，冤杀岳飞，最后向金称臣，尽弃淮河以北地，岁输银二十万两。

浮：超过。章惇（dūn敦），字子厚，福建浦城人。宋哲宗亲政后，用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复王安石新法，力排元祐党人（司马光等旧派）。《宋史》入《奸臣传》。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宋徽宗时，因童贯援引，为尚书右仆射，后为太师。以恢复王安石新法为名，四次掌政，排斥异己，专以奢侈迎合帝意，广兴土木。金兵入侵，率全家南逃，被钦宗贬死。《宋史》入《奸臣传》。

曲士：孤陋寡闻的人。

“易曰”五句：见《易·乾》。此处“子曰”云云为《易·乾》“文言”。龙比贤人，在小人当政时，必须隐伏。

亢：抵御。亦可解为“过高”。

龙德：贤人的品德。

忠、质、文之变：苏辙《周论》：“《传》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

庆历：宋仁宗年号。当时宰相吕夷简等因循守旧，朝政不纲，危机四伏。范仲淹于庆历三年九月上《十事疏》，请求改革。在庆历三年十月到四年五月之间，逐渐施行，时称“新政”。同时富弼、韩琦、杜衍等大力支持。而由于整顿吏治，引起部分官僚反对，他们诬蔑范、韩等结成“朋党”，“欺罔擅权”。于是新政官员先后被贬，庆历新政全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