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2—1077），字尧夫，河北范阳人，随父徙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北宋著名理学家。屡授官不赴，后至洛阳，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退居洛阳时，雅敬之，并为其购置田宅。遂岁时耕种，名其居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居士”。仁宗嘉祐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元祐中赐谥“康节”。邵雍是宋代理学象数派的创立者，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理学著作有《皇极经世》、《渔樵问答》，诗集《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四百二十七有传。
《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成其文而谓之音”。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盖垂训之道，善恶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覆载在水也，不在人也。载则为利，覆则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载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载耶？二者之间，必有处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称善蹈者，未始不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则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内利而蹈水，则败坏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伤性害命一也。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
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钟鼓，乐也；玉帛，礼也，与其嗜钟鼓玉帛，则斯言也不能无陋矣。必欲废钟鼓玉帛，则其如礼乐何？人谓风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论，牵于一身而为言者也。吁！独不念天下为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众，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亩，则以畎亩言，故其诗名之曰《伊川击壤集》。时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四部丛刊》本《伊川击壤集》卷首
这是邵雍文集的自序。邵雍作为理学家，在诗集自序中强调道在诗歌中的主导地位，重视人格修养对诗歌的影响，这种观点对后世理学家的诗学思想影响很大。击壤：王充《论衡》卷五：“（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后来击壤成为歌颂太平盛世的典故。
“子夏”数句：子夏，即卜商，相传曾经为《诗经》作序，下面所引的六句话即为《诗大序》中文字。志，志意、怀抱。所之，所往、所向。
仲尼删《诗》，十去其九：据《史记·孔子世家》，古诗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将其删至三百零五篇，并且“皆弦歌之”。
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十二王，即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王。六王，即文、武、成、厉、宣、幽王。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指事物都有两面性。
“性者”句：邵雍认为人性和天道是相同的，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
固必：语出《论语·子罕》：“毋必，毋固。”本指固执坚持，不可变通。后引申为必须遵守的规则或规定。
如鉴之应形：诗歌的创作，就像镜子自然地照出人的影子一样，没有丝毫的造作在内。鉴，镜子。
“是故哀而未尝伤”二句：语出《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指情感的抒发都动而中节，没有过分的表现。
“必欲”二句：钟鼓是用来演奏音乐的，玉帛是礼制中不可缺少的，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是音乐和礼。这里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来比喻诗歌和感情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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