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 历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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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嗣同幼丧母，为父所虐，备极孤孽之苦。少即好今文经学，慕龚自珍、魏源。中日甲午战后，立志变法。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至北京，结识梁启超，了解康有为等的变法主张。旋奉父命，以同知入赀为候补知府，分发浙江，遂至南京，闭户读书，作《仁学》。二十四年二月返湖南。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定国是诏》。嗣同以侍读学士徐致靖荐，于八月二十一日至京，被擢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不久夜访袁世凯，劝其派兵包围颐和园，逼慈禧交出政权于光绪帝，以便推行新政。结果被袁出卖，被执下狱，于九月二十八日与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同时被杀。政变初发时，有人力劝其出走，而嗣同谢绝说：“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今人整理有《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三十三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䝟貐之巨齿，效盗跖之肝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然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闭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缘饰皮傅，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相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

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为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

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此。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

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攘为己有。攘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馀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

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借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耶！

三十四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朝鲜乃地球上最愚暗之国，而亦为是言，岂非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

夫其祸为前朝所有之祸，则前代之人既已顺受，今之人或可不较。无如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愚民，变法则民智；方将贫民，变法则民富；方将弱民，变法则民强；方将死民，变法则民生；方将私其智、其富、其强、其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则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究之智与富与强与生，决非独夫之所任为，彼岂不知之？则又以华人比牧场之水草，宁与之同为齑粉，而贻其利于人，终不令我所咀嚼者还抗乎我。

此非深刻之言也。试征之数百年之行事，与近今政治及交涉。若禁强学会，若订俄国密约，皆毅然行之而不疑。其迹已若雪中之飞鸿，泥中之斗兽，较然不可以掩。况东事亟时，决不肯假民以自为战守之权，且曰：“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固明明宣之语言，华人宁不闻而知之耶？乃犹道路以目，相顾而莫敢先发，曰：畏祸也。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违碍干禁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数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列。文网可谓至密矣，而今则莫敢谁何。故天命去则虐焰自衰，无可畏也。《诗》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苏轼犹曰：“孔子不称汤、武”，真诬说也。至于谓汤、武未尽善者，自指家天下言之，非谓其不当诛独夫也。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

且举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三十五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又令如策者之意见，竟驱彼于海外，绝不往来。前此本未尝相通，仍守中国之旧政，伈伈伣伣，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绵延长夜，丰蔀万劫，不闻一新理，不睹一新法，则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再二千年将由今日土番野蛮，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绝，惟馀荒荒大陆，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夫焉得不感天之仁爱，阴使中外和会，救黄人将亡之种，以脱独夫民贼之鞅軛乎？

远者吾弗具论，湘军之平定东南，此宛宛犹在耳目者矣。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在西国刑律，非无死刑，独于谋反，虽其已成，亦仅轻系数月而已。非故纵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谋反，公罪也，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事不出于一人数人，故名公罪。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借曰重刑之，则请自君始。此其为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

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长恃以无败。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无少苏。

夫西人之入中国，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骇以为奇，独湘军既兴，天下始从而痛绝之。故湘人守旧不化，中外仇视，交涉愈益棘手，动召奇祸。又法令久不变，至今为梗，亦湘军之由也。

善夫！《东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国荡平洪、杨，而有识之士佥谓当日不若纵其大乱，或有人出而整顿政纪，中国犹可焕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盖我西国维新之政，无不从民变而起”云云。是则湘军助纣为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奈何今之政治家犹嚣然侈言兵事？岂其肤革坚厚，乃逾二尺之钢甲，虽日本以全力创之，曾不少觉辛痛耶？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汛粟以救之。且也，摧败中国之军，从不穷追，追亦不过鸣空炮慑之而已，是尤有精义焉。盖追奔逐北，能毙敌之十五六，为至众矣，而其未死者必鉴于奔败之不免于死，再遇战事，将愤而苦斗以求生，是败卒皆为精兵，不啻代敌操练矣。惟败之而不杀，使知走与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战者知不战不死，战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坚。民知非与己为敌，必无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泽。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

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杀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杀。”不杀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盍图之哉！

三十六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馀。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瞯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

虽然，彼为兵者亦可谓大愚矣。月得饷银三两馀，营官又从而减蚀之，所馀无几，内不足以赡其室家，外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饥疲劳辱，无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冻毙于道，莫或收恤。其无所赖于为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则驱使就死。养之如彼其薄，责之如此其厚，自非丧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肯愿为兵矣！迨闻牛庄一役，一战而溃，为之奇喜，以为吾民之智，此其猛进乎？

至于所谓制兵，养虽愈薄，然本不足以备战守，又不足论。且其召募，皆集于临事，非素教之也。敌既压境，始起而夺其农民之耒耜，强易以未尝闻之后膛枪炮，使执以御敌。不聚歼其兵而馈械于敌，夫将焉往？及其死绥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得。旌恤之典，尽属具文，妻子哀望，莫之过问。即或幸而不死，且尝立功矣，而兵难稍解，遽遣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或散于数千里外，欲归不得，沦为乞丐，而杀游勇之令，又特严酷。

吾初以为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为盗贼者，然不得为盗贼之证也。既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归者也。今制：获游民，先问其曾充营勇否，曾充营勇，即就地正法，而报上官曰：“杀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遽以为功。所谓游勇，此而已矣。呜呼！吾今乃知曾充营勇，为入于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其应召者为入于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设陷阱以诱民，从而掩之杀之，以遇禽兽，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华民，果决乃尔乎！

杀游勇之不足，又济之以杀“会匪”。原“会匪”之兴，亦兵勇互相联结，互相扶助，以同患难耳。此上所当嘉予赞叹者。且会也者，生人之公理不可无也。今则不许其公；不许其公，则必出于私，亦公理也。遂乃横被以“匪”之名，株连搜杀，死者岁辄以万计。往年梅生、李洪同谋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监禁七月，期满仍逍遥上海；而中国长江一带，则血流殆遍。徒自虐民，不平孰甚？况官吏贪于高擢，线勇涎于厚赏，于是诬陷良民，枉杀不辜，蔑所不有矣。凡此皆所谓阱也。彼其治天下也，于差役亦斯类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复贱辱之，蹴踏之，三代不得为良民，著于令甲。

且又不唯兵与役之为阱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农、待工、待商者，繁其条例，降其等衰，多为之网罟，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𨆫，牵制万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于奔走艰蹇，而生人之气，索然俱尽。然后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阱天下之故，庄所谓“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谁欤？君主之祸，所以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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